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假使——我絕對不相信會這樣——這個島或者這個島的大部分遭到佔領和挨飢捱餓的話，到那時候，我們的帝國在海外的部分，由英國艦隊武裝和保衛起來，一定會堅持戰鬥，直到在上帝選定的吉日、新世界以它的全部力量挺身出來拯救和解放舊世界為止。
6月18日（即貝當宣佈法國已向德國詢問其停戰條件的第二天），丘吉爾又表達了全國人民的看法，他說：
我毫不低估我們面臨的考驗的嚴峻程度，但是我確信，同胞們將會象巴塞羅那的英勇的人們那樣，證明自己能夠經受這種考驗，至少會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那樣，能夠經受這種考驗，而且能夠不顧這種考驗，堅持下去。不少事情將有賴於此，每個公民，不分男女，將有機會表現他們民族的最優秀的品質，為他們的事業作出最大的貢獻。
7月22日不列顛之戰接近第二個星期的末尾時，輪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講話了，那是在對希特勒於7月19日在德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出的敦促英國投降的建議“漠然置之”以後，哈利法克斯勳爵代表政府和國家宣稱：“我們將不停止作戰，直到自由得到保證為止”。
在這決定性的時刻，問題已不是在安特衛普對推進的德軍側翼進行牽制，或派兵在加利波利登陸以迫使土耳其屈服，而是英國為了自身生存必須對當前顯然佔壓倒優勢的敵人繼續進行生死搏鬥。丘吉爾保證，“三軍的專家顧問一致認為……有充分理由盼望最後勝利”，但英國人民甚至在尚未聽到這句話時，就已經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看法。8月20日，德國對英國的民間目標進行了第一次空襲，從而預設已無法打贏這場不列顛之戰以後，丘吉爾又一次表達了英國人民的看法，他說：
兩年或三年，時間並不算長，即使在我們短暫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長。而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當我們在從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有幸成了整個歐洲自由的唯一捍衛者時，我們切不可因艱苦奮鬥度過這些歲月而有所抱怨或厭倦。……通向勝利的道路或許不象我們所估計的那樣長。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去指靠這一點。這條道路，長也罷，短也罷，崎嶇也罷，平坦也罷，我們一定要走到底。
9月5日（德國對倫敦開始進行夜間狂轟濫炸的前二天），丘吉爾宣稱，“在大規模準備國內防務工作的同時，我們毫不遲疑地向中東源源不斷地派護航隊和援軍”，英國人聽了心情萬分激動。11月5日（這天羅斯福重新當選美國總統），丘吉爾又報告說，“在我們面臨如此逼近和如此險惡的入侵威脅時，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向我國駐埃及軍隊的增援，在我們海運能力幾乎已經達到極限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僅向那裡輸送了人員，而且還忍痛從我們這裡的部隊中調撥出寶貴的武器輸送到那裡”，這番話使英國人感到同樣的激動。
很明顯，在這“最美好的時刻”，丘吉爾領導英國人民走上的那條崎嶇道路，乃是他們自甘選擇的道路。但是，要說他們這時自己願意走這條道路，倒還容易解釋，而要說他們是在領袖丘吉爾號召下願意走這條道路的，那就令人費解了。上文已經談過，英國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徹底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是別人的錯覺。實際上，這種突如其來的心理變化，也許是某種精神異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識的行動，這種精神是英國人民久已具有，但是長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時，正是由於長期抑制，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強。英國人民對丘吉爾的態度在同時似乎也突然地改變了，這種變化是否也僅僅是他們對他長期以來含而未露的潛在感情的突然爆發呢？或者，在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發生了變化呢？一位親身經歷過這段時期的英國觀察家認為，看來，全國人民對丘吉爾的思想感情的轉變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釋的。可以這樣來解釋，即由於丘吉爾本人發生了真正的轉變，從而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這種反應。
丘吉爾就象凱撒那樣，既是一個偉大的活動家，又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即使他單單從事筆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聲譽卓著。他的文學作品最能說明他的畢生經歷，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本身，更能說明1940年至1945年間他一生事業中登峰造極的階段。這本早年的自傳，表明他是屬於那種晚熟的人，這些人能夠在大多數人早已不再有創造力的年齡，使自己的潛力繼續得到發展，終於做到冠絕儕輩，鶴立雞群。如果說，他一生的經歷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標準的話，那麼，丘吉爾的心理年齡在各個階段都要比他的實際年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