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國的勢力下（因為美國人一直對這項計劃不感興趣），建立一個抗衡的國家集團。當丘吉爾考慮到納粹佔領時期出現的歐洲局面時，他必然想到軍事安全、經濟利益、國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慮的問題。他認為必須在法國、義大利和西歐一些較小的國家建立比較傾向英國而不是傾向俄國的強大而穩固的、非共產主義的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在俄國的陸軍和英美的海空軍之間建立一種均勢。丘吉爾深信，惟有在這樣一種均勢的基礎上，才能與斯大林保持合理的良好關係。
在歐洲以外的世界，英國政府謀求保持或恢復戰前它所擁有的屬地。提出英帝國今後應該解散的意見，使丘吉爾大為激怒。他毫不掩飾地抱怨美國人干涉英帝國內部宗主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的關係。
1944年初，丘吉爾希望，透過將比薩拉比亞、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各國讓與蘇聯，有可能在波蘭、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建立完全不受蘇聯控制的政府。當然，他並不想在沿蘇聯邊境出現一個反俄的國家集團，然而他確實希望非共產黨集團將在俄國本土以外的整個歐洲保持優勢。
英國政府正在東歐和東南歐地區物色一些非共產黨的、然而能為俄國接受的政治領袖。在希臘和南斯拉夫，丘吉爾認為，透過5月和6月間兩國流亡政府的改組，他已經找到了這樣的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自己似乎已經發現貝奈斯正是這樣一個人物。但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卻找不到一個合乎要求的人或集團。俄國人生怕西方再建立一條象二十年代那樣的“封鎖線”，英國人則擔心東歐發生共產主義革命併成立衛星國政府，甚至乾脆將東歐各國併入蘇聯版圖。我們在1952年想起來有諷刺意味的是，雙方害怕的事情大半都發生了，而各自所抱的希望卻一點也沒有實現。
德國仍然是促使大同盟保持團結的主要因素。無論俄國或者英國單獨都沒有力量防止德國的復興和復仇。要防止這樣的報復，看來戰後仍需要合作。但是對如何處理戰敗的德國的問題，英國和俄國仍有分歧。丘吉爾關心的是，和約不要帶有過分的懲罰性。他不希望把德國人搞得太貧困和悲觀失望，以致變得信仰共產主義。另一方面，斯大林卻不顧德國人會受到怎樣的苦難。眼下他需要德國的機器、人力和生產來幫助俄國恢復經濟。但從長遠來看，他希望德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變得十分虛弱，不會威脅到蘇聯。
其次，丘吉爾最害怕的是，美國在戰後將放棄歐洲，讓英國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可以與之結盟的歐洲國家去應付蘇聯。相反，斯大林對美國撒手不管歐洲事務的任何跡象自然會表示歡迎，只要他認為針對德國的必要的軍事部署是由英蘇兩國的部隊來負責，而不是由英、蘇、美三國的部隊來擔任的話。
三大國在重要政策上相互影響的結果是，使英國處於難堪的孤立的地位。美國和俄國在第二戰場問題上意見相同。在遠東，美國準備作一些讓步，以爭取俄國的幫助來打擊日本。在政治事務方面，美國對英俄兩國不能消除分歧感到惱火，併為盟國之間出現新的裂痕責備這兩個國家。羅斯福有這樣一個看法：只要英國肯放棄在歐洲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並按照美國的計劃同斯大林打交道，那就有可能把斯大林爭取過來，自由民主的原則便將佔優勢。
由於英國在一切方面同美國接近得多，所以英國不聽美國的意見比俄國在東歐寸步不讓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更加激起美國的不滿。說到底，如果連英國人都不能被說服把希望寄託於羅斯福所設想的美好的新世界上，那末對俄國人還能有什麼期望呢？因此，恰恰由於英美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美國對英國格外不滿。總之，丘吉爾覺得自己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他既渴望先發制人地遏制俄國，又急切地想使美國人改變態度，同意他對戰後政治問題的看法，結果卻一無所成。
盟國之間基本政策的分歧不久就反映出來了。1944年1月4日，德黑蘭會議結束才一個月左右，俄國軍隊便越過了波蘭戰前的國境線。當然，俄國人不承認已經到達什麼邊界，他們很平和地認為，波蘭邊境離他們前進的部隊還有一百英里左右。可是，在波蘭流亡政府看來，情勢已經變得相當緊迫。如果他們打算收復1939年被蘇聯侵佔的東部幾個省，他們決不能承認俄國的要求。
結果，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於1944年1月5日發表了一項宣告，聲稱自已有權治理解放的地區。俄國人迅速給予答覆。1月11日，塔斯社發表了一項宣告，斷言把它所謂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地區併入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