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的滅亡那樣，是由於波蘭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負、固執和狂熱使他們變得愚蠢和魯莽，結果帶來了這場悲慘的大災難。
這是波蘭的災難，同樣也是俄國的災難，是俄國的災難，同樣也是西方大國的災難。盟國在1944年頭七個月未能和平地解決波蘭問題，這一政策上的失敗可以說是大同盟歷史上的轉折點。雖然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盟國表面上似乎恢復了融洽，但只是在口頭上如此，從未見諸行動。儘管後來作了種種努力來彌補東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雙方在波蘭問題上出現的惡感表明大同盟開始瓦解。華沙街道上已經播下了相互鬥爭的種子，全世界到1952年還在蒙受其惡果。
在德黑蘭會議後的八個月中，盟國面臨的經濟問題起了根本的變化。總的來說，戰爭頭幾年使大同盟的每個國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軍工生產問題已經解決。這時，生產計劃的改變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國（至少是西方盟國）在1944年發現，他們所擔心的主要是人力。生產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滿足軍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是武裝部隊和工業方面所需要的人力卻越來越缺乏。
1944年的經濟狀況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國、英國、可能還有俄國的經濟部門管理人員日益注意到工業復原和重建的問題。早在那年年初，軍工生產的高峰已經過去。當戰勝德國的前景更為明顯時，所有盟國的人們全開始考慮一個問題：究竟應當用什麼方法以及透過什麼步驟才能把戰時的經濟生活方式回覆到和平時期的基礎上。對每個國家來說，這既是一個國內問題，又是一個國際問題。國際貿易的未來規模和性質，以及能否獲得國際貸款，勢必將對美、英、俄三國的國內經濟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當時而言，救濟和重建工作的成敗對歐洲廣大地區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項工作的籌備一方面需要在新成立的聯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盟國各個戰時機構之間作出審慎的調整，另一方面需要在聯總和將要接受救濟的那些國家的政府之間作出安排。
就美國而言，1943年11月是軍工生產量最高的一個月。此後，某些生產計劃的削減超過其他計劃的增加，因此從軍工生產的總生產率來看，稍微降低了一些。軍工生產的這種減產，主要是由於到1943年年底，供應武裝部隊的基本裝備這項重大的任務幾乎已經完成。相對而言，新的需要並不那麼繁重，其中包括製造補充物資，調整生產以適應改進的模型，滿足預先沒有充分估計到的特殊需要（例如登陸艇）。這是一項相當艱鉅的任務，但是1942年和1943年成立的行政機構和同年投入生產的工廠，證明能夠非常成功地完成交給它們的任務。戰爭初期普遍出現的混亂現象已經減少。這時已能相當明確地預計軍事上的需要，因而可以預先制訂生產計劃。反過來說，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戰略和武裝部隊的最終規模已經明確地決定下來了。
爭辯和混亂倒是集中於另一個問題：是否需要並如何開始放鬆對戰時生產的管制措施，以便恢復生產民用產品。這個問題和人力問題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到1943年年底，美國部分地區由於軍火工廠特別多，非常缺乏工廠工人。但在軍工生產削減的其他地區，多餘的勞動力突然流入市場。一般說來，對這一情況有兩種對待的方法。一種是設法迫使或誘導勞動力過剩地區的工人移向勞動力缺乏的地區，再不然就是允許製造商僱用新近失業的工人去生產各種緊張的民用消費品。
戰時生產局的領導人唐納德·納爾遜採取了第二種方法。1944年6月18日，他頒佈了一道命令，授權戰時生產局的地方機構允許生產以前禁止的各種民用產品，只要當地戰時生產局的官員認為，這種生產所需的物資和勞動力不成問題，並不妨礙當地軍工生產的計劃。這個方案稱為“授權地方計劃”，原定於1944年7月1日實行，可是經武裝部門和戰時人力委員會提出抗議後，推遲到8月15日才執行。戰時人力委員會對戰時生產局地方機構的決定具有絕對的否決權。
納爾遜所採取的行動是從歐洲的戰事即將結束這樣一種想法出發的。國會中、群眾中以及戰時生產局內部的重要集團都支援他的行動。另一方面，軍事部門和戰時人力委員會則強烈地反對在“緊張”地區的勞動力缺乏問題解決之前放鬆對經濟的管制。這個爭端最後提交“總統助理”、戰時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處理。當他實在沒有辦法促成妥協時，羅斯福於8月中旬親自出馬來過問這件事，當時他剛從太平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