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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大空間宣傳的基調總是隨著軍事形勢而變化的。在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慘敗的衝擊下，主題就完全改變了。這時，他們不僅把殖民主義擴張的調子小心謹慎地降低了些，而且對帝國主義空間的譴責也變成了當時的風氣。他們強調指出，德國正從事於保衛整個歐洲大陸的一場戰爭，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在布林什維克的危險過去以後才能加以考慮。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會談後於1943年4月11日發表的冗長的公報中，德、意兩國強調了這一意見，它們著重表明決心消除來自東、西兩方的對“歐…非”地區的威脅，作為它們對保護歐洲文明的共同貢獻。在1943年2月3日德國外交部新聞司釋出的新的宣傳指示中，國外的德國使團奉命採取這一方針：“英美和布林什維克的勝利不會帶來和平、安全和繁榮，只會帶來另一場殘忍的戰爭”，而歐洲則應被描繪成只有一個選擇：“不是布林什維克的混亂，便是有利於所有國家的歐洲新秩序”。歐洲軍事堡壘內的“歐洲合作”，這時成為德國最流行的宣傳口號，甚至促使紹克爾在結束他對外國工人的發言時也高呼“新秩序萬歲！”儘管象戈培爾不得不承認的那樣，德國人過去一直“象魔鬼避開聖水那樣”避免使用這種詞句。有一時期，有人甚至建議，軸心國可以把它們的國際義務正式訂入歐洲憲章。事實上，2月底裡賓特洛甫訪問羅馬歸來後，他們的確宣佈要制訂一項共同的歐洲綱領，並且給人以“歐洲法”隨時即將公佈的印象。
從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那天起，到戰爭結束時為止，除了涉及俄國的威脅外，很少議論到新秩序。在這時期，德國宣傳機構所關心的一方面是儘量縮小自己在領土方面的願望和野心，另一方面卻是誇大蘇聯的侵略計劃。為了想把蘇聯宣傳成為最可怕的怪物，戈培爾於1943年11月命令他的所有宣傳機構搞一次他所謂的“新的大規模反布林什維克運動”，利用紅軍軍事方面的勝利，借題發揮，“使歐洲和我們的敵人毛骨悚然”。同時，德國在歐洲稱霸深為可取云云的暗示，宣傳起來比以前要謹慎得多。這時，他們只強調這一事實：德國僅僅希望在鄰國中居第一位。戈培爾在1943年3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德國的目的是建立一種“不是憑武力和強權來維持的，而是以自願為基礎的”新秩序。據說在這種新秩序中，“沒有‘大國’、‘中等國’和‘小國’”，只有“歷史上獨特的有形實體，它們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同整體的關係，不可能也毋須建立在一種抽象的理論公式上”。為了使這種論點聽來可信，宣傳部現在發現有必要收回在對蘇聯發動進攻後自己向中立國所說的一些刺耳話。因此，它的語氣變得痛苦惋惜，說是可惜這些國家對布林什維克帶來的共同危險和德國作戰的真正目的全沒有較為注意。在這一問題上，有一家報紙甚至斷言，德國發動戰爭不是為了征服鄰國，而是為了履行一項有利於歐洲各國人民的使命：“我們不是盲目而瘋狂地想征服其他國家的人民才跨越過邊界去的……我們是以新秩序和新正義的先驅者身分前往的”。筆者希望，本書以後的章節將對這種說法提供一篇適當的評論。
讀過希特勒在1939年到1941年間這段時期裡發表的演說的人，一定會注意到一項顯著的差別：關於德國對歐洲新秩序的計劃，希特勒閉口不談，而他部下某些人卻口若懸河。的確，儘管在1941年初納粹曾開動全部宣傳機器為新秩序這一概念進行宣傳，儘管三國公約的第一條和第二條措詞那麼明確，但是希特勒本人對新秩序卻始終沒有加以詳述，甚至也沒有試圖說明它的意義。誠然，1939年10月6日他在國會發表講話時曾經用過“新秩序”這個詞，但那只是涉及兩件具體的事情（解決東歐的問題和改組國際貿易）而已。其次，在1940年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德國人是“為了建設一個新歐洲而作戰”的；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說中，他稱1941年為“偉大的歐洲新秩序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似乎決心要把“歐洲和亞洲的新秩序”這句話的真實意義搞清楚。但是當他要求希特勒闡明他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時，希特勒只從“自然利益”出發來說明三國公約的目的，顯然並沒有提到納粹宣傳中所解釋的新秩序的較為廣泛的目標。在1941年的新年文告中，他露骨地承認，戰爭時期急需解決的問題不是什麼政治制度，也不是什麼特殊的國際結構。只是到了1944年1月30日，新秩序的壽命顯然已經指日可待時，希特勒才在他的一篇講話中勉強提到納粹自稱代表“歐洲國家大家庭（dieeuropais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