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沒有返回老家，而是象1942年5月羅森貝格所說的那樣，在移民營裡“坐以待斃”。
德國人不時發表的表明重新定居的計劃正在取得進展的那些官方統計數字，最為有力他說明了黨衛隊在這方面處理的不當。根據這些統計數字，原來大約有五萬名立陶宛德國人遷移回國，可是其中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二人最後獲准留在德國本土（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六人留在東普魯士）。在同一次遷移行動中，大約有八萬名日耳曼人也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被送回大德國來，但是到1941年底，這些人中顯然只有五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人在瓦爾塔蘭、但澤…西普魯士和上西里西亞確實找到了住處，其餘的大概一直就住在臨時性的營房裡。至於根據1939年11月3日的協定從蘇聯“勢力範圍”內遷回的那些日耳曼人，他們的情況也相去無幾：根據“德國移民託運公司”的報告，1941年有十六萬四千人響應了希特勒的號召，願意返回德國，但是到1941年底，顯然只有十萬零三千八百五十八人找到了固定的住處——其中有九萬二千九百六十人是在瓦爾塔蘭。儘管如此，這些人顯然要比那些根據1940年9月5日的德…蘇協定由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以及根據1940年10月22日的德…羅協定由南布科維納和多布羅加選擇回國定居的日耳曼人較為幸運。因為儘管根據德國移民託運公司的報告，1941年這批移民的總數約為十六萬四千人，但是到第二年年底，只有八萬五千八百零三人抵達了常住的目的地。至於從南蒂羅爾遷回的移民，情況顯然更糟，因此當局決定予以保密較為妥善。發表的統計數字只是說，牽涉到的人數從1941年的二十二萬人上升到1942年的二十三萬七千八百零二人——披露出的這些數字本身多少是有點令人驚訝的，因為從官方當時的宣告看來，在1939年舉行的公民投票中選擇“遣送回國”的總人數只有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十五人。但是，博爾曼1943年5月21日發給納粹黨各級辦事處的通知卻洩漏出了一點實情。該通知透露。到那天為止，在公民投票中選擇重返德國的人裡，只有“大約八千人”在德國確實重新定居下來。
希姆萊和黨衛隊在“加強日耳曼民族”方面的職責，不僅涉及日耳曼人的重新定居工作，而且涉及接納種族上合適的人重新加入德國民族大家庭的一切有關事宜。這種為德國民族團結恢復所謂“失去的同胞”的工作，當時常被稱為“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的過程。但是，對黨衛隊來說，這實際上是一種“重新德意志化”（Wiedereindeutschung）的過程，因為在黨衛隊人種研究專家看來，設法使純外國血統的人變為德國人的這種想法是十分令人厭惡的。的確，希姆萊本人堅決認為，“按照以往的那種意義使東方地區德意志化，即教育那裡的人民懂得德語和德國法律”，這不是他的任務；他的任務是，“照管著只有德國血統，即日耳曼血統的人”居住在那個地區。據《褐衫隊》（1942年8月20日）說，這就意味著“新贏得的生存空間”必須用“德國血統和德國生命，而不是用德意志化的人”去建立起來，因為“你不能把外國人變成德國人，正象德國人不能被變成外國人一樣”。因此，必須用盡一切力量在新並進的地區“蒐羅”一切可能“具有德國血統的人”，雜婚的子女和所謂“叛變者”（例如，已經“波蘭化”的德國人）的子女，也將包括在內。誠然，德國人同在德國工作的合適的外籍工作人員的非婚生子女（不論法律對這種關係會多麼反對）顯然也沒有被排除在外。東方佔領區內的瑞典後裔也當作潛在的德國人被接納，甚至德國血統的美國戰俘也照樣可以“重新德意志化”。
可是，為所謂“捷克問題”尋求一項解決辦法的種種嘗試，已經說明了德意志化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的根本差別。在這方面，希特勒的顧問們向他提出了三項供他選擇的辦法。第一，由德國人滲入摩拉維亞，並將捷克民族的地區縮小到殘餘的波希米亞；第二，將所有的捷克人驅逐出去（“最徹底的解決辦法”）；第三，使捷克人同化，這就是說，將大約半數的捷克民族吸收進德國人中來。希特勒“經過考慮後”，顯然決定採用第三種辦法。這意味著，“雖然表面上保持保護國的自治”，德意志化的工作卻不得不“由德國保護國主管機關在往後的歲月中集中去執行”。黨衛隊認為德意志化一定要有選擇性，而這種做法卻使這一論點完全成為笑柄。因為雖然卡爾·赫爾曼·弗朗克也許會爭辯說，“上千年的”民族通婚已經在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和德國人之間造成了“廣泛的種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