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特勒決定要利用德意志化作為戰勝抵抗的一種手段，而希姆萊則堅決主張這項計劃必須嚴格地僅限於挽回“優良的德國血統”，我們怎麼異想天開也無法把希特勒的決定同希姆萊的主張調和起來。
然而，重新德意志化的計劃主要關係到的是新併入的波蘭領土，而不是這個保護國。在新併入的波蘭領土內，瓦爾塔蘭東半部地區以前是波蘭王國的一部分，儘管在1793年後有一時期曾被併入普魯士，卻始終沒有被德國人變為殖民地。所以除了瓦爾塔蘭東半部地區外，這主要是一個“奪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波蘭影響的德國血統或部分德國血統的人的問題。希姆萊用來著手挽回這些失去的德國人的方法很簡單，即使在某些方面確實不是很粗糙的話。他的方法是：使他們分組登記，然後給予每一組必要的納粹宣傳教育和其他“待遇”（有時候，包括拘留在集中營裡），直到他們重新認識到自己是德國人為止。為了這個目的，希姆萊於1940年9月12日採用了德國“種族登記”或稱“民族登記”的辦法，把合併區內以前德國血統的波蘭公民或部分德國血統的波蘭公民劃分為四類，並且規定了一些批准他們成為公民或國民的原則。第一類人包括那些參加過一個德國組織等等，在波蘭統治的年代裡一直積極地致力於“德國民族鬥爭”的日耳曼人；第二類人包括那些只不過是消極的，但一直保持著德國民族性的人。這兩類人自動取得德國公民和國民的身分。第三類人包括受到波蘭影響的德國後裔（Deutschstammige），以及那些同德國人結婚並接受了德國風俗習慣的外國血統的人；第四類人則包括“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為波蘭人”的德國血統的“叛變者”。列入第三類的人可以立即成為“德國國民”（但並不是德國公民），可是列入第四類的則只能成為“預備”國民。
理論上講，登記應是自願的，可是希姆萊不久便堅決主張，凡是沒有參加民族登記的人都將被送進集中營。在決定日耳曼人應列入哪一類時，“當地的和本人的因素”都應加以考慮，語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種的決定性證據（據指出，“在羅茲和拉維奇地區有些新教教區內，全體居民”都講波蘭語，但是他們的觀點卻是德意志人的）。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於波蘭人在他們“民族的天主教教士”的影響下，幾世紀來一直堅決認為：德國人就代表新教，波蘭人就代表天主教。因此，在同天主教徒打交道時，需要謹慎小心，尤其因為“人數相當有限的德國天主教教士”在德國利益與波蘭利益發生衝突時，並不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一般說來，網應儘可能撒得大些，因為總的原則是：決不喪失一個德國血統的人，也就是說，決不讓一個德國血統的人為外國所利用。
為了協助地方當局（主要是州長和市長）對參加民族登記的日耳曼人進行分類，黨衛隊設立了一些分支辦事處（Zweigstellen），其職務是訊問申請登記的人和調查他們的歷史。對這些分支辦事處的決定不滿時，可以向設立在每一區內的地區辦事處（Bezirksstellen）提出申訴，必要時，還可以向柏林希姆萊的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總會內設立的“最高調查法庭”（ObersterPrufungshof）上訴。這樣，黨衛隊便能夠監督這個計劃的全面執行，儘管有關地區的行政長官在當地應用德意志化的原則時，似乎擁有不少自由處理的權力。不同的行政區應用了不同的政策，所以取得的結果也就各各不同。在上西里西亞，行政長官布拉赫特迫使波蘭人和德意志人一起作為日耳曼人登記，結果列入第一和第二類的有十三萬五千至十四萬五千人，列入第三類的有九十萬至一百萬人。但澤…西普魯士是希特勒決定要在十年內使它變為“完全是德國居民的”地區，行政長官福斯特爾因此不得不採取一種強有力的德意志化政策，結果到1942年8月，列入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有二十萬日耳曼人，而後來經過選擇列入第三類的則大約有十萬名卡舒勃人和七十萬名“不同民族的”波蘭人。另一方面。在瓦爾塔蘭，行政長官格蘭澤爾處理民族登記工作則要慎重得多，結果到1943年2月，只有大約七萬人被列入第三類和第四類，大概只有二十五萬人（即所有公認的日耳曼人）被列入第一類和第二類。
然而，這些數字中沒有一項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化計劃成功或失敗的可靠指標。現有的其他證據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更為確鑿。由於德國人的工作遭到行政方面的混亂所帶來的阻礙，事實似乎是，他們在這項工作上象在同新秩序有關的那麼許多其他工作上一樣，始終無法真正確定他們正在取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