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四年計劃的那個權力極大的機構了。
起初，宣傳部長戈培爾顯然對博爾曼和三頭政治的其他兩個成員拉默斯和凱特爾在元首大本營中的飛黃騰達覺得不滿。據沙赫特說，戈培爾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他於1943年3月曾經試圖拉攏戈林去說服希特勒，把“政治領導的職責……”移交“給德國內閣國防委員會”，從而“把‘三人委員會’排擠掉”。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樂於支援這樣一個計劃，因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東方來的這三位賢人”搞得日益失勢，這“三位賢人”這時在元首大本營裡已經把持著一切了。戈林“從內心裡”憎恨拉默斯，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正企圖恢復文官政治。他認為，凱特爾是“一個絕對無足輕重的人”，只不過受博爾曼和拉默斯兩人的操縱，“使人看來好象武裝部隊也參預了他們的各項措施”。但是，戈林顯然“不十分拿得準博爾曼本人”和他的意圖。1943年春天當戈培爾叫戈林採取行動時，可能就是這種拿不準使他變得猶豫不決。無論如何，這使宣傳部長得出結論：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計劃了，戈培爾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對納粹黨辦公廳主任，卻去同他妥協，認為這樣對自己最為有利。於是從1943年5月到戰爭結束時，戈培爾和博爾曼始終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並且能同心協力地去應付黨內的共同敵人（例如，弗裡克、裡賓特洛甫和羅森貝格）。至於拉默斯，戈培爾也不再害怕他的勢力，因為博爾曼本人已經在利用他作為希特勒秘書的地位，把總理府主任排擠出元首大本營，從而逐步解決了他。
這樣，戈培爾和博爾曼“諒解”的開始（這與其說是友誼的表現，不如說是工作上的諒解，因為博爾曼在希特勒的班子裡始終沒有一個朋友），標誌著戈林權力衰退的一個重要階段。由於他未能應付盟軍日益猛烈的空中攻勢，他在全國各地的聲望本來已經大大低落。的確，在1943年夏天，他的威望降低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8月間不得不在報上發動一場特殊的宣傳運動，使德國人民相信戈林並不是永遠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卻沒有露出一點跡象來表示戈林現在已經不中用了。誠然，1943年7月墨索里尼垮臺之後，希特勒面臨新的危機時，他還安慰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有一個“十分冷靜的”戈林可以依賴，他說，在“這樣的時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顧問了”。四個月以後在慕尼黑每年舉行的納粹“老衛士”的大會上，他公開拿一種傳說——說希特勒“罷免了”他的“朋友戈林”——開玩笑。到1944年9月那麼晚的時候，他還再次任命戈林為四年計劃的總負責人，從而重申了對戈林的信任。可是，博爾曼為了排除他實現個人野心的主要障礙，一直在伺機使希特勒對戈林產生惡感。1945年4月23日，戈林終於被撤職並遭到逮捕，這就明明是博爾曼所使的一條詭計。
象戈林一樣，直到這個政權的最後一星期，希姆萊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特勒的一根支柱。誠然，希特勒的“直覺”在前線越是失靈，他就越需要一個“忠誠的海因裡希”那樣有才幹的人去應付國內和被佔領國家內可能出現的反抗行為。所以在戰爭的最後兩年裡，他讓希姆萊擔任了多種多樣的職務，這在納粹史上甚至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個黨衛隊頭子原來已經是德國警察總監和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會長，後來又成為德國內政部長、政治和軍事情報局局長、國家軍司令和戰俘管理局局長，而且同博爾曼一起還是人民衝鋒隊的總指揮。此外，他對德國防空體系的管理也有發言權，因為防空警察歸他管轄。1944年秋天，他還從德國財政部接過了海關和邊防機構（Zollgrenzschutz）的管理權，從而使他在這方面也有發言權。希姆萊能夠這樣接管這麼多職權，這對於黨內外他的敵人不是沒有影響的。對博爾曼來說，這就引起了相當顧慮，使他力圖樹立起希姆萊手下那個野心勃勃的卡爾登勃魯納的勢力，儘量讓他接近希特勒。對反對者來說，的確呈現出這樣一個特殊的困難，即“沒有希姆萊參加，任何人幾乎不能想象這種制度會有所改變。”這就是說，如果不歸功於這個黨衛隊頭子，不讓他的“威望”相應地增高，那就很難幹掉希特勒。
正象在戰爭年代裡納粹領導人之間經常爭奪權力那樣，原則方面偶然也有些根本性的衝突。因為在納粹運動內部，對於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究竟要進行到何種程度，一直有相當多的爭論。如果按照道理把革命進行到底，那就要同過去的事物徹底決裂，就要把德國政治生活過去一直依據的制度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