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軍隊的參謀和司令員大多數是曾經在西班牙同弗朗哥進行過戰鬥的南斯拉夫人。在德軍進攻貝爾格萊德和德軍入侵俄羅斯這段期間，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任務成為當時和以後熱烈爭論的問題。他們的最粗暴的敵人攻擊說，他們完全沒有開展什麼活動，而那個共產黨員記者戴迪耶爾則在他的日記裡宣稱，他曾於1941年4月12日在貝爾格萊德收到過黨的第一張戰時傳單，呼籲“南斯拉夫所有優秀的兒女起來保衛祖國，抵抗希特勒”。
隨著1941年6月22日德軍對俄國發動的進攻，一股激情席捲了南斯拉夫，其激烈程度可以同三個月前引起貝爾格萊德政變的那股浪潮相比擬，不過規模則要龐大得多。俄國再次成了南斯拉夫人的希望，他們從7月起到德國人在11月反攻時為止，一直以一種還說不上是連貫的或系統的反抗行動來對抗德軍。起初，塞爾維亞戰士們本能地同米哈伊洛維奇或其他一些切尼克人的司令們聯合在一起，因為切尼克人基本上是塞爾維亞人，而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屬於正教教會。共產黨從一開始就組織得最好；它希望領導這股偉大的抵抗俄國的敵人的浪潮。9月裡，鐵托在離臘夫納…果拉不遠的烏日採附近設立了他的軍事總部，並要求同米哈伊洛維奇舉行一次會晤；這兩個人在斯特魯加尼克第一次會面，並比較含糊地同意合作去對付佔領軍。麻煩的是共產黨軍官的軍階問題，他們大多是前皇家陸軍中的軍士。但是願意全力以赴的倒是共產黨領導人，而不是切尼克人的頭領，這就使得共產黨人的運動具有一種可以吸收大批新兵的熱忱和吸引力。1941年9月24日進入烏日採的正是鐵托的游擊隊。在這個小市鎮裡，還有一個輕武器兵工廠，裝備這些起義者的問題可以對付過去。這個廠既供應切尼克人，也供應游擊隊員。不久以後，德國人於10月21日在克臘古耶伐次鎮屠殺了大約七千名塞爾維亞人，作為對游擊隊活動的報復。六天以後，鐵托又在布拉伊奇會晤了米哈伊洛維奇，但是後者雖然當時接受了鐵托的建議，11月初卻把他的一批追隨者從預定要向克臘累伏的德軍進攻的聯合愛國部隊中抽了出去，並打算把烏日採從游擊隊手裡奪走。德軍正在準備進攻起義軍的首次戰鬥，他們的任務由於切尼克人和游擊隊發生這樣的衝突而大獲方便。
從這時起，這場悲劇性的爭吵成為南斯拉夫歷史中一個突出的主題：它確實導致了這類爭吵中最激烈、最狂暴的爭吵。雙方都有愛國者和暴徒，但是他們之間也有某些明確的爭論點。米哈伊洛維奇的動機是：（一）由於克臘古耶伐次大屠殺，以及德國和烏斯塔沙的報復政策，擔心這是滅絕塞爾維亞人的先聲；（二）害怕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這第二個動機意味著他是贊成恢復卡拉蓋奧爾蓋維奇政權的，因為這個政權的性質是亞歷山大國王規定的。這個國王要使這個政權，或者說故意聽其成為既是塞爾維亞人對其他南斯拉夫人施行極端集權的專制政治，又是一種腐敗的、在社會上消極的體制。當游擊隊佔領一個市鎮或一個鄉村時，即使為時很短，他們也建立起一種全然不同的組織，一個往往為農民所尊重的農村委員會；它的命令看來都很公正，並且是以這樣一種思想為基礎的，即地方的管理主要應為當地那些窮苦居民謀利益，而不是為那些善於剝削別人的人謀利益。游擊隊那個口號：“法西斯主義必然滅亡，人民必然獲得自由”，看來並沒有什麼複雜的意義。南斯拉夫農民並不是帶有極其個人主義色彩的，農村自治組織這種主意也未必會使他們感到驚慌，因為許多村落本來就象——或者事實上已是——一個個大家庭了。至於游擊隊之所以可怕，那就在於他們那種“一旦發現敵人就以各種方式加以襲擊”的不調和的政策，這便導致德軍進行駭人聽聞的報復，死了一個德國兵，就槍斃數以百計的老百姓，燒光村子，有時候還把婦孺都活活地鎖在教堂裡。由於鐵托的戰略極其富有機動性，在襲擊附近的敵人交通線時，暫時控制一個村子，等到敵人進行反擊時，又把他的人馬分散開。這樣，這個村子裡的居民除非也參加游擊隊，否則就毫無防禦能力了。米哈伊洛維奇和他的切尼克人既然一味擔心德國人進行報復，而對游擊隊有所疑忌，他們在軍事上無所作為的同時，就謀求政治“和解”了。到了1941年8月底，奈迪奇終於同意在貝爾格萊德主持一個表面上順從德軍的塞爾維亞“民族自救政府”。人們說他自己也認為是一個貝當式的愛國者，只想贏得時間以儲存他的民族。當然，他和米哈伊洛維奇有著好多共同之處，並且彼此各按需要互相利用。至於切尼克組織的正式頭領佩查納茨則公開支援奈迪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