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使哥本哈根的丹麥人忍無可忍了。丹麥人公開不遵守宵禁（有若干人在街上被德國部隊槍殺），並在1944年6月30日號召總罷工。貝斯特以切斷首都自來水、煤氣和電力的全部供應，並宣佈進入戒嚴狀態作為報復。自由委員會公佈了一項宣言，敦促人民繼續罷工，直到德國人答應以下四項要求：撤走沙爾堡軍團，解除宵禁，恢復各項供應和交通，以及保證對罷工者不採取報復。經過僅僅幾天的討價還價（在這期間罷工一直沒有緩和），貝斯特於7月4日接受了丹麥人的全部要求。因為他的報復手段似乎受到他的軍事同僚和經濟顧問的反對：前者怕會增加困難，使得德國武裝部從更加不得人心；後者則擔心在大戰的這一緊要關頭，一場長時期的罷工會給德國的戰爭潛力帶來損失。這樣，雖然在丹麥的德國人又一次表現出了不團結，值得注意的是，自從1943年8月的上一次大危機以後，情況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當時德國軍事當局想不顧一切擊潰抵抗運動，而貝斯特卻力求避免發生公開衝突。這一次，軍方和經濟顧問聯合起來阻止貝斯特進行較量了。
然而，7月間發生了企圖謀殺希特勒的事件，這使蓋世太保在德國不可一世，而在丹麥也有了相應的反響，使以前兩個競爭的實力人物都黯然失色。貝斯特確實被希特勒召了去，當面罵了一頓，說他對總罷工處理不當，並且告訴他說，他和馮·漢內肯都沒有遵照要他們如何應付丹麥的命令列事。因此，8月初蓋世太保在丹麥從德國軍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權，他們的頭子京特·潘克發動了一陣新的恐怖浪潮。潘克這時成為丹麥的統治者。但是儘管潘克施展了種種詭計，實行了恐怖政策，破壞活動仍是有增無已，抵抗運動基本上原封不動，未受影響。9月中，自由委員會為了反擊某些押送出境和恐怖行動，號召舉行四十八小時的總罷工。潘克以此為藉口，消滅了丹麥的警察力量，因為他指控警察——也許是對的——袒護愛國人士和罷工者。1944年9月19日的一次假的空襲警報，使德國人得以佔領所有的警察崗哨，抓住便衣警察，根據他們的重要性或者押送到德國拘留起來，或者奪去了他們的職權。
從這對起直到1945年5月解放時為止，德國當局與丹麥人民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公開的戰爭狀態。丹麥人的團結並沒有因警察的命運而有所動搖，反而加強了，儘管警察被消滅以後丹麥居民只好聽任一般罪犯和黑市商人的擺佈，而且空襲警報和交通管制這類工作也都垮掉了。貝斯特在11月初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企圖安撫丹麥人，他強調佔領丹麥是出於軍事需要，而且完全是臨時性的，佔領國也沒有任何報復的意思，所以他懇求居民遵守秩序和予以合作，但是這時丹麥人決不會改變他們的有系統的破壞計劃，即使暫時的改變也不容許。總之，潘克11月18日發出的警告把任何好印象都一下子抹掉了，他說罷工者今後將受到抵抗運動成員那樣的對待，因為他們同抵抗運動是一致的，而1945年2月林德曼將軍接替馮·漢內肯將軍一事也抹掉了任何好印象。林德曼為了自身的利益，發動了一場新的恐怖運動。在被佔領的最後那幾個月內，除了德國人的暴行以外，現在又加上了嚴重的物質困難。食品供應很不穩定，部分是由於德國人徵用的數量有所增加，部分是由於運輸困難，而運輸困難則部分是由於破壞活動，部分是由於燃料供應的減少。隨著俄國佔領了西里西亞，從德國運到丹麥的少量燃煤也完全停止了。德國人幾乎沒收了丹麥所有的存煤。儘管這樣，德國人還要求丹麥收容德國難民和來自德國東部的傷員。到了4月底，有三十多萬這種人到了丹麥，有許多人的情況糟得令人震驚。
隨著解放的日子的臨近，抵抗運動的成員對他們自身的前途和丹麥的未來事態日益感覺興趣。3月裡，一份主要的秘密報紙《丹麥新聞》進行了一次地下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出被徵詢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希望自由委員會在首屆自由政府中有代表，而共產黨則在議會中有代表（共產黨在1943年的普選中曾遭到取締）。除了某些例外，普遍有著一種感覺，認為抵抗運動不是一個“政黨”，不應在戰後同各政黨競爭。自由委員會本身強烈主張，與其把地下組織作為一個團體儲存下去，不如把抵抗運動的理想灌輸到現有的各黨派裡去。這是比較自然的看法，因為各黨派的成員都曾在抵抗運動中起過主要作用——不管共產黨人後來多麼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因為，共產黨人雖然象在別的國家中那樣，在丹麥抵抗運動中居於十分顯著的地位，其他人士在這一運動中從一開始也獲得了穩固的立足點，從而有助於抵銷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