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殊形式。不過問政治的軍官是正規軍領導人員中以一種嚴格的集體精神所堅持的一種理想，於是就指望一個不過問政治的軍官去組織和指揮一場非政治性的、技術上有效的、社會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戰役。戰場上的勝利本身便成為最終的目的，而考慮勝利（它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以追求一種不同的戰略取得的）可能產生的政治或社會情況，是被認為越出軍人本分的事。技術上的軍事效果，變成了抉擇何種政策的唯一標準。
這種態度的歷史根源和實際理由，當然是很現實的。軍人政治家經常是對任何民主制度的一種威脅。從這一點來看，美國軍人嚴守本分的決心是很值得讚許的。但是在總體戰爭的年代裡，這種立場卻很不現實，以致系統地拒不正視軍事政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反響也許會構成一種同樣的危險。我們隨便怎樣異想天開，也無法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的許多決定說成是與政治無關，但是這些決定很少是或者從來不是明白地根據政治理由作出的。
把軍事和其他必須考慮的事截然分開的原則，對美國陸海軍將領作出決定具有普遍的影響。美國和英國軍事首長之間在最高戰略問題上發生的某些衝突，就是由於美國傳統中的這種嚴格的專業分工所造成的。而美國將領們突然面臨到必須作出重大政冶決定（例如，北非的達爾朗事件）的那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往往使美國政府陷於尷尬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或俄國政府的軍務都不受類似的原則的約束。英國通常採用的辦法是把外交部的政治顧問派到戰場上的將軍們那裡去；將軍們一般都很尊重這些顧問提供的意見。美國也常常派政治顧問到軍事總部裡去，但他們的工作範圍只限於“文官的”事務之內，“軍事”問題是分開處理的，不希望文官干預，美國將領們往往認為幹“政冶”是可恥的，把一項軍事行動的計劃說成是出於政治動機，那末，這項計劃在他們看來就是糟透了的。在俄國軍隊中，把軍事考慮從屬於政治考慮則幾乎是很徹底的。對俄國人說來，戰爭和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是必須連結在一起的，因為兩者不過是同一場鬥爭的兩個方面而已。
在美國的這條原則後面沒有明說的假設是，勝利一旦透過可以使用的最有效的技術手段取得以後，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就會自然而然地恢復正常。在戰爭是邊界衝突，而且主要是職業軍人關心的事務的時期，這種原則是完全正確的。但在戰爭與和平的界線已模糊不清，戰爭已把整個社會所能動用的力量都捲進去的時期，這個原則就成為無稽之談了。這時候，和平的正常狀態業已消失，社會結構本身在戰爭的鐵砧上已經被捶打成了新的形式，軍人的決定成了無法改變的政治和社會事實，戰後的秩序就得在這些事實之上建立起來。
必須承認，就美國來說，把戰爭看成是一種反常的、有限的事態這樣一種比較陳舊的概念，仍然是有其正確性的。戰爭並沒有象對歐洲國家那樣，動搖美國社會秩序的根基，在戰爭結束後，是有可能很快地回到一種象戰前那樣的正常狀態中去的。誠然，美國打這場戰爭就是希望重新返回這種正常狀態中去。勝利的概念就其本身作為一個目的來說，就是以最穩健的軍事方法儘可能迅速地取得勝利，這同美國人民中間存在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感情是一致的，他們認為在國外進行於涉，只有在非常危急的時候偶一為之。因此，可以希望勝利會帶來和平，和平會帶來正常狀態，而正常狀態就會結束美國在國外的糾紛。從這一點來看，關心戰後的均勢和戰略優勢，倘使對極迅速地結束戰爭並無有害的影響的話，那都是無關宏旨的，而倘使干擾了軍事計劃的話，那就是有罪的。
這些思想和態度也許構成了美國人和他們的盟友之間最為普遍的差別。俄國人特別敏銳地意識到戰爭只不過是一個較大的政治整體中的一部分，他們始終沒有認為在戰鬥結束後一切事物會回到一種假設的正常狀態中去。英國人對國際政治和國際戰爭具有多年的經驗，所以，對於戰後的大國關係和國家利益這些問題也敏感得多。由於他們待在希特勒的歐洲的邊緣，處境十分險惡，他們不可能輕易地就習慣於想象，在取得軍事勝利以後，正常狀態便會自動恢復。
到1941年12月，英國可以回顧一下兩年零三個月令人感到疲憊的戰事了。挪威、法國、希臘和克里特島的潰敗一次緊接著另一次；而朝不保夕地把英國的力量保持在英國本島、大西洋和近東，不過在防守方面稍稍得手而已。然而即使當英國處於極度絕望，從外表看來這場戰爭似已經打敗的時候，英國人民仍然保持著莊嚴的自信心，不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