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有戰敗的可能，因而能防止無可挽回的失敗成為現實。
在同拿破崙作戰的時期，在抵抗一個歐洲征服者的長期戰鬥中，英國往往獨力支撐，並且一直站在最前列，同那個時期對比，這的確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從拿破崙到希特勒之間的這些年頭裡，國際間的均勢已經變得對英國極為不利了。一個為迅速工業化而艱苦奮鬥的島國，同一個經濟組織顯然不大發達的大陸對抗，儘管是從事長期戰爭，它仍然還能繁榮興旺，而且可以憑藉英吉利海峽無限期地獨自固守下去。但是希特勒的歐洲，工業發展程度已超過孤立無援的英國，而其軍事技術的進步已經降低了（雖然並沒有消除掉）英吉利海峽的屏障作用。
在這樣的新形勢下，英國不能指望單獨力取勝。因此從1940年起，英國人的目光便越來越轉向美國，認為只有從美國才能得到充分的援助。美國不參戰而只提供援助，就足以使英國同德國保持一個僵持的局面；但到了1941年夏秋之間，事態已變得很清楚，如果要獲得最後勝利，那就不僅需要美國軍隊參加，而且需要動員美國的生產用於作戰。英國的兵力在中東和遠東分佈得疏疏落落，而在英國本島上可供使用的兵源又太少，因而只能對盤踞在大陸上的德國巨人展開極為有限的軍事行動。
從1940年秋天起，英國便在觀察美國有無參戰的跡象。但是，儘管口頭上和行動上表示同情和支援，英國認為美國最後會承擔起責任來的希望一次次落空了。希望遙遙無期，當日子一天天沉重地拖過去的時候，艱苦的戰爭使許多人垂頭喪氣了。在1941年11月最後的幾星期裡，英國人在利比亞的攻勢使訊息中有了一線希望；俄國人抵抗的延長在許多人的心裡也勾起了拿破崙的1812年戰役的圖象。因此當珍珠港的驚人訊息傳來時，英國人的心情多少變得更為樂觀了，同時這個訊息也帶來了令人熱血沸騰的最後必勝的信心。
但是，英國報紙緊接著作出的反應卻是非常剋制的。顯然，對日本背信棄義地襲擊一個盟友公開表示滿意，這是即不策略也不禮貌的。因此，報紙只強調這一點，即英國、英聯邦和美國已在世界各地共同作戰了。許多新聞記者信心滿懷地計算著同時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的這一聯盟所具有的潛在的勢不可當的實力。有了這麼強大的兵力共同作戰，最後勝利已必然無疑。同時，報紙也竭力指出了問題的另一面。美國參戰將意味著暫時要把租借物資轉移一部分供美國自己的軍隊使用；而有些新聞記者則預料在同日本的戰爭中，開頭會遭到一些嚴重的挫敗。
怕美國把兵力從歐洲戰場轉移到太平洋戰場上去的顧慮沒有公開表示出來，但也許可以從強調戰爭的全球統一性的許多社論和新聞報道的字裡行間合理地看出來。12月16日，當美國戰爭政策的要點已經相當清楚時，《泰晤士報》刊載了一篇社論，回顧當時，提到珍珠港事件所引起出雙重危險：一是美國可能會中斷對盟國的供應，以便更快地建立起自己的軍隊；二是美國可能把自己的力量大部分或全部轉過去對付日本。但《泰晤士報》滿意地說，實際上這兩件事美國都沒有做。
英國政府中的那些核心人物，對於因珍珠港遭受襲擊而造成的新的世界局勢，即使確實沒有向英國報界進行鼓動，至少也和他們抱有同樣的態度，丘吉爾曾經以生動的語言描述了他對這一訊息的直接反應：
我們到底勝利了！不錯，在敦刻爾克撤退以後，在法國失陷以後，在奧蘭的可怕插曲以後，在經受入侵的威脅（當時，除了空軍和海軍以外，我們幾乎是赤手空拳）以後，在兇很的潛艇戰（這是間不容髮地獲得勝利的大西洋上的第一個戰役）以後；在我們十七個月的獨力作戰和我十九個月的艱苦奮鬥以後。……不管我們受到多少創傷或者被打得支離破碎，但是在我們島國的悠久歷史中，我們將再一次安然無恙並且贏得勝利。
但是，當丘吉爾有時間鎮靜地進行思考時，報紙上僅僅作出暗示的那種憂慮，在他心裡卻變得十分強烈。他開始暗自思忖，美國會不會在盛怒之下轉過去攻打日本而把希特勒交給英國人和俄國人去對付。還有，美國是否願意尊重和平時期所簽訂的租借合同呢？再有，美國人會不會把手邊的作戰物資全用去裝備他們自己的軍隊呢？最後，能夠作出些什麼安排去彌合由於未能批准太平洋地區的參謀會談而在英美合作中造成的缺口呢？這些問題看來都是很現實、很嚴重的。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丘古爾才在珍珠港事件後不到一星期，就去華盛頓訪問了。
要了解丘吉爾的這些憂慮，我們必須簡括地綜觀一下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