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許多動搖不定的中國人決意繼續忠於合法的政府。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帥呼籲，要求他在近衛宣告的基礎上同日本媾和。蔣介石在向全國軍民發表的宣告中作了答覆，他痛斥汪是叛徒，聲稱同日本達成的這個協定要比1915年5月的二十一條“十倍地致人於死命”。
2月1日，米內海軍大將告訴日本國會，處理中國事件的“基本政策”仍然不變，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將成立。新內閣的外相有田說了同樣的話，他還說日本以及中國的新政權都無意消滅第三國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2月2日，國會會議由於改進黨領導人齋藤隆夫對軍方在華政策展開了毫無隱諱的抨擊而活躍起來。他的發言記錄有些部分雖被禁止發表，但是洩露出來的內容已足以說明他的主張。他問道，中國事件還要持續多久，假定近衛所作的日本不強要中國割地賠款的諾言實現了，那麼日本的流血犧牲和財富損失將得到什麼報償。他說，在歐洲，“建設新秩序”一詞實際上意味著征服和破壞，他問，近衛的幾項原則是否真正表達了政府對華的全部意圖。他發言的用意是指軍方事實上正在試圖使中國屈服，而不善於認真玩味近衛宣告中那些中聽的話。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當多的人與齋藤有同樣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國大使及其美國同僚約瑟夫·C·格魯私下會晤時曾表達了他們的看法。克萊琪和格魯都希望，這種情緒能增強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結束對外國在華權益所作的軍事幹涉，並向中國提出媾和的條件，這些條件就是放棄以建立東亞新秩序而體現出來的全部政策，放棄組織一個經濟集團的觀念。這樣一種發展，將結束西方民主國家與日本的對抗，從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漸漸投入德國陣營。
美英兩國的使節竭盡所能促進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這樣的改變，自然是一種穩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許竟是無法克服的。日本參謀本部認為，在內蒙和華北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佔有統治地位，是同蘇聯作鬥爭的一個必要的預備措施，因此，一項解決辦法如果連這一點都不給日本，是不會為日本軍界中任何一個部分的意見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國開戰，正是為了取得這個統治地位，如果得不到這種統治地位，軍方在國內就將威信掃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國政府不會默許這些地區被永遠分離出去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於是，在華北開始的這場鬥爭，就擴大到了全中國，因而從日本的立場來看，那些鼓吹日本透過一個卑躬屈膝的中國政權來實行對全中國控制的人們，不無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佔有華北，而把中國其餘的地方留給一個獨立的中國政府，一旦日本與第三國之間發生衝突，這個政府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呢？
此外，儘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團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滿，它們卻不敢公然站在反對軍方的立場。這種情況已屢見不鮮，而在齋藤事件的結局中再度得到證實。齋藤只不過是在國會中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軍方卻非要他受到懲罰不可；同往常一樣，軍方得到了勝利。齋藤被迫退出改進黨，3月7日，又被逐出國會。陸相畑大將重申了在華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說，為此目的，已經有十萬名日軍獻出了生命。3月9日，日本眾議院透過決議，宣稱日本已經堅決而明確地制定了處理中國事件的政策，並保證眾議院將堅定不移地支援“聖戰”的目標。
與此同時，在青島正舉行著冗長的會議，處理擬議中的“國民政府”與中國淪陷區已由日本扶植起來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結果是，汪的政府雖然把所謂的南京維新政府的班底並了進來，但是他對華北的傀儡政府卻只取得了完全是有名無實的管轄權，儘管後者的名稱從華北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他同蒙疆（內蒙）政權的關係甚至更加微妙，“滿洲帝國”則仍然完全獨立，不受他的管轄。而且，青島會議作出的決定並沒有緩和華北的傀儡及操縱他們的日本人正在顯示的對汪所懷的敵意。
在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汪精衛正式宣佈他打算建立一個新政權，日本首相在第二天就保證日本給予支援。3月16日，選任前任首相阿部大將為駐汪政府的大使和特使。汪政府於3月30日在南京舉行就職典禮。當天日本政府再次發表宣告，重申對汪精衛和對建立新秩序的支援，但否認要排斥“第三國從事那種符合東亞新形勢的和平經濟活動”，並提出這些國家應當承認新政權。
中國的合法政府發表了一個宣告作為答覆，痛斥汪及其黨羽是賣國賊和日本人的奴才。中國政府預先發出通知，不論在法律上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