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實上承認南京政府，都將被視作不友好的行為，是違反國際法和違反已經締結的條約的。合法的政府重申它將繼續抗戰，直至把日本人全部趕出中國領土。
然而，蔣介石實際上卻大為驚恐，他這時一再要求美國對日本進行制裁，對重慶給予財政援助。但是，制裁在當時根本不可能，而財政上的援助也只能很有限。3月7日，美國進出口銀行給予中國政府二千萬美元的信用貸款，規定以中國出口的錫償還。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稱此為“不友好和不受歡迎的行動”。3月30日，科德爾·赫爾發表一項宣告，指出汪政權的成立是日本在中國建立政治和經濟霸權計劃中的另一個階段，並宣佈美國將繼續承認重慶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在這個階段，美國除了口頭抗議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舉動。
1940年上半年，英日關係有明顯的改善，這在英國和自由中國引起某些憂慮，擔心英國政府對其在華政策要作某些變更。英國駐東京大使3月28日在日英協會發表的演說中，有幾段話使人更為擔心，他談到了英日相互疏遠的不幸後果，然後表明，兩國最終都致力於持久的和平，而使兩國的政策目標達到完全一致，肯定是那些有建設性的政治家們力所能及的。可是，4月3日哈利法克斯勳爵在答覆議會的質詢時，卻保證英國的政策不會改變，保證羅伯特·克萊琪爵士也不曾想暗示有這樣的改變。這位外交大臣又說，英國繼續承認重慶，並不妨礙它同日本交好。從這些話和從克萊琪在回憶錄中所說的來看，似乎英國政府仍在希望日本的政策有所改變。東京的報刊評論表明，日本人並不把英國大使的話理解為英國打算承認汪精衛政權。
事實上，日本自己也縮了回去，直至11月30日，才把它一手包辦的事確定下來，公佈了同汪精衛政權締結的正式協定，儘管有跡象表明，該協定及其附屬議定書在幾個月前就已起草。南京政府的成立決沒有結束日本兩派意見的爭論，一派贊成直接同重慶談判，另一派卻認為，到一定的時候，汪會在中國人中間得到足夠的支援，而使他的政權真正起作用。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繼續提出建議，倘若重慶方面在其間任何時候作出響應的話，要結束掉分散的汪政權是不會有多少困難的。
的確，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國在歐洲的勝利所造成的新形勢，增強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國媾和的希望，並指望透過與重慶直接打交道來達到這一目的。可是，這樣做的動機，卻與當年早些時候顯示出來的那些動機大不相同。過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腳上的鐐銬”，以便“對歐洲的戰局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主戰派的願望固然是要加緊支援德國征服者，但在這之外，也還存在一種潛伏的憂慮，不知道德國如果大獲全勝之後，會在遠東採取怎樣的政策。德國至今依舊承認重慶政府，對東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另外，這些人還指望，如果從預期日本能在東南亞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給蔣介石作為釣餌，也許能誘使他聽從東京方面的建議。
1939年9月23日，阿部大將辭去外相後，由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繼任，谷正之任外務次官。新任外相對外交缺乏經驗，他喜歡自稱是一個單純的水手。他以前當過駐華盛頓的日本海軍武官，在美國海軍界很受歡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國作出友好姿態，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兩國棄嫌修好。1911年簽訂的商務協定即將滿期，美國主張禁止對日貿易的情緒日益增強，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較謹慎和頭腦冷靜的人以及企業界和商界人士大為驚慌。因此，他們急於要在新的協定談成之前，達成一個暫時的通商辦法，以維持已有的貿易關係。
至於美國政府，它也不願使事情走向極端。美國駐東京大使於1939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國內休假，他同總統和國務卿經過深入磋商，認為經濟制裁不能迫使日本從中國撤軍，並擔心這樣做會導致戰爭。他和他的英國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國屈服，最終將被迫重新制定政策，並放棄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壟斷野心。同時他認為，美國如果堅決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企圖，並使日本的輿論界認識到美國決不會同意日本統治遠東，這樣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變主意。
因此，格魯返回東京後不久，就於1939年10月19日在日美協會發表了一篇經過仔細推敲的演說，目的是要使盡可能多的有權勢的日本人瞭解，美國對日本的輿論變得強硬到什麼程度，以及所以會這樣強硬的原因。他告訴聽眾說，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都對新秩序有清楚的瞭解，知道這意味著“一種閉塞排外的經濟體系”，美國決心維護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