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兩國政府現有的資源分配給各戰區為根據的。
在隨後的討論中，這兩個初步建議被混合起來，於是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概念便成了處理這一問題的唯一合理的方法而出現了。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同羅斯福原來的概念不一樣，因為它具有世界範圍的許可權，它同英國的建議也不一樣，因為它不只是具有擬訂計劃的權力。
然而，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指定給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許可權基本上只是後勤方面的。委員會奉命去“解決以戰略方針為根據的廣泛的軍需計劃”，“釋出一般的命令，規定分配現有的武器的方針”以及“解決海外行動的先後次序等這些廣泛的問題”。這樣指派給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相當有限的權力範圍，既反映了英國原來的建議，又反映了英國政府不願意過多放棄他們本國軍事行動的獨立性而把它交付給一個未經考驗的機構的心情。但不久就變得很清楚，控制作戰物資和控制作戰行動是分不開的，因為在沒有物資供應的情況下，什麼事也辦不成。因此，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不久便被迫要求有擴大其權力，使之涉及全盤的“戰爭的戰略指揮”。委員會職權的這一新規定於1942年4月21日獲得了批准。
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成立的方式以及這個新機構逐步維護其指揮戰爭的權力的過程，使得一個要不然便會成為大麻煩的問題幾乎化為烏有。但是我們不能指望盟國中的小國會贊同一種實際上把他們從最高司令部的核心會議裡排除出去的安排。在阿卡迪亞會議期間，關於仿照1918年的盟國最高作戰會議的方式建立一個包括所有盟國的團體的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小國由於期望建立這樣一個會議而坐失時機，儘管這個機構在最初成立時似乎規定只具有軍事技術方面的有限權力。
成立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這項協議，引起了這個新機構應在何處集會的問題。很明顯，美國人在供應和人力方面都佔第一位，而委員會最初的任務就是負責供應和人力的分配。這就為委員會設在華盛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美國首都又正介於歐洲戰區和太平洋戰區之間這一點，則可以舉出來作為第二個理由。因此，英國人也同意新的委員會正常的工作地點應該是華盛頓。
實際上，直到阿卡迪亞會議閉幕以後，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才正式成立起來。其理由之一是，美國軍事管理機構需要作出某種初步的調整。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不存在一個相當於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機構。一個由總統、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陸軍參謀長和海軍作戰部長組成的作戰會議不定期地開會。同時，還有一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負責研究總統交辦的專門問題。但是在美國陸海軍的高階指揮官中，沒有正式的、延續的、日常進行磋商的機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直到1942年2月才正式成立起來。
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的這項決定，意味著在大多數會議上英國參謀長們將由代表前往參加。英國委派來參加這個委員會的第一批代表是從已經在華盛頓的人員中就近遴選出來的。代替帝國總參謀長陪同丘吉爾出席阿卡迪亞會議的約翰·迪爾爵士留了下來，成為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中英國方面的高階成員。他代表丘吉爾本人，而不是代表英國武裝部隊的任何一個軍種。他的任命起先在美國人中引起了一些問題，因為他們對於軍事問題竟然和政治混合在一起不很習慣。迪爾因為具有一個政治身分而遭到反對。後來，美國任命（1942年7月）威廉·D·李海海軍上將作為總統的私人代表參加委員會，這樣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結果表明迪爾的任命是特別幸運的。他成功地贏得了馬歇爾將軍以及他的全體美國同事私下的信任和友誼。其程度是任何其他的英國代表從來沒有贏得過的。代表皇家海軍、皇家空軍和陸軍的其他英國代表經常更換，而且都沒有象迪爾所發揮的那種個人影響。
從1942年1月起，在整個戰爭年代裡，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一直每週召開全議一次，有的還不止一次。在正常情況下，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是預先分別考慮尚未解決的問題，然後再在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會議上把兩國的不同觀點進行比較和調整。然而，認為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分歧經常甚或通常總是按國家界限發展的，那就錯了。各軍種之間的分歧常常掩蓋了國家之間的分歧。這種“國內的”分歧在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會議上毫不顧忌地表達出來。
重大的戰略決定則在羅斯福和丘吉爾於戰爭的年代裡定期舉行的會議上共同作出。在這種時候，英國的三軍參謀長總在場，並且代替了他們在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里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