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自利的。相反，他們認為自由交換商品與勞務是國際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礎，並且相信，不管其他國家在適應美國的競爭方面會有些什麼暫時的困難，全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反正會獲得好處的。
1945年和1946年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可以被解釋為有關經濟事務應如何處理這種美國思想同使傳統的財政經濟考慮從屬於國家權力與政策的衡量這種新體制和新習慣兩者之間的一場衝突。美國的龐大財富使美國的經濟思想有重大的影響，不過美國人自己不久也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來適應戰後他們所面臨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到1946年年底，美國政策已經顯而易見地轉變為使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了。
因此，人們必須研究兩個相當不同的時期。從戰爭結束到1946年春天，美國的經濟政策在於為國際經濟關係迅速走上自由化鋪平道路。這種政策有兩方面。從消極方面看，它包含著放棄戰時的特別措施——廢除租借法，撤銷英美各聯合委員會，終止委託給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各項政府的經濟活動。從積極方面看，美國政府支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規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新的國際銀行。此外，它還提出了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的草案，以之作為聯合國下面一個專門機構。
然而，美國人也認識到，在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還在遭受戰爭蹂躪時，世界經濟關係不可能立即自動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的臨時性安排：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出口銀行的貸款、根據租借協定提供的“油管”信貸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國政府出售剩餘物資。這種種方法都只是作為臨時的應急措施，然而正是這種脫離所謂常規的措施構成了戰後那段時期國際經濟關係的主要部分。
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主要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國際經濟交易恢復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一新起點的最為鮮明的標誌就是1946年仲夏美國國會批准對英貸款。安排這筆貸款主要是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原因。不過我們決不可以誇大這種新的心情在美國流行起來的速度。當第一次向國會提出給予英國這筆貸款時，所持的論據是同使世界經濟關係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諧一致的。誠然，政府當時曾極力敦促國會透過這筆貸款，作為保證最終走向自由化的一項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馬歇爾計劃，把它傳達給美國公眾時，也還是說它是重建一個可以生存下去的歐洲經濟的手段，藉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礙自由經濟交換的政治壁壘。
但是漸漸地，這種議論在美國人的嘴裡變成了僅僅是理想與概念的一套空話，在戰後國際關係的迅速轉變中早已過時了。大約在1946年5月以後，美國政府決定只用它的經濟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朋友，甚至還取消了已經談妥的給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國的貸款，因為它們的政府不再能算作美國的朋友了。想同俄國談判一項經濟解決辦法的努力完全失敗，這是同一變化中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徵兆。俄國人對於使經濟政策從屬於政治政策始終沒有感到任何懷疑：當美國外交官提議，作為對租借債務的一項解決辦法和一筆補充貸款的答覆，俄國政府應當放鬆對東歐的經濟剝削時，斯大林把這項提議看成是明顯的美國帝國主義。如果他不能獲得一筆沒有附帶條件的貸款，他寧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已經淪為政治的陪襯了。經驗證明，這種要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經濟交換自由的理想，同戰後世界的政治現實是不相適應的。它的先決條件是，或者國際間出現了普遍的和諧，或者對國家實力的經濟基礎漠不關心——而從二十世紀的經驗來看，這種漠不關心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發現自己這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似乎是暫時的、令人極不滿意的。最終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範圍內——仍然是強烈的。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準備承認，政府對國際經濟交易的控制將存在下去，倘使僅僅因為這樣一種局面表示政府控制國內經濟事務的權力將比美國傳統所允許的為大的話。因此，美國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種經過修改的戰時國際經濟關係的體制下時，他們對於這些權宜之計的永續性多少是故意閉上眼睛不看的。
美國想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努力徒勞無功，部分地是由於三大國中每一國在戰後時期都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國內經濟政策。可是，世界大國中經濟制度和態度如果沒有一種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個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