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到了賈德魯認為在他意料之中的地步：英軍在託卜魯克以南的一場決定性的坦克戰中，吃了敗仗，接著就在西部沙漠全線退卻。那一年近東國家也就沒有舉行選舉。賈德魯的保持威望政策只贏得了幾個月的時間，恰似前朝法蘭西的一個農民攢積下幾枚銅幣一般；1943年的事態發展證明，賈德魯是小事聰明，大事糊塗。
7月，賈德魯和斯皮爾斯之間發生了一場新的爭端，這使他同斯皮爾斯斷絕了來往，國務大臣為了息事寧人，寫了一封信給賈德魯，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斯皮爾斯將軍已向我絕對保證，他絕不會以破壞法國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影響或阻礙你的活動為己任。他還進一步說明，任何諸如此類的態度，同他所接到的指示，同首相1941年9月9日在下院的宣告中所闡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馳的。……
你作為法國民族委員會的總代表和近東國家總司令，斯皮爾斯將軍完全承認你的特殊地位和權利。至於我，我敢相信，鑑於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東國家的獨特利益，你將承認英王陛下駐敘利亞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況下所承擔的特別責任。
賈德魯接受了這一保證，雖然他不見得不會注意到，1941年9月9日丘吉爾的宣告對利特爾頓…戴高樂協定以及據他說還有其後的換文所確認的那些法國權利，包含有某些限制。在此時期，戴高樂巡行中東，抵達開羅。他立即拜訪了凱西，凱西要求他同意宣佈近東國家舉行選舉。7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後），賈德魯曾同意在8月份宣佈舉行選舉，如果屆時英國在西部沙漠重新獲得軍事優勢的話；但戴高樂當時卻直截了當地回答說，近東國家的選舉是法國的事情，目前英國人還是專心致志於更加緊迫的事情——打擊隆美爾——為好。儘管英國不斷呼籲戴高樂返回倫敦，有緊急事務等待他去處理，但當時他還是在近東國家逗留了一個月，公然表明要顯示他的決心，對所謂英國要剝奪法國的委任統治權的種種伎倆，寸步不讓。當美國駐貝魯特領事（一個過去親維希的人），在其總領事休假不在的情況下，要求他對英國的“越權行為”提出一份備忘錄時，這位剛愎自用的將軍告訴他，他決心要同英國人“立即攤牌”：如果他們不把斯皮爾斯調離，一切合作都將就此結束；法國將准許這兩個國家獨立，但非要等到兩國人民為此作好準備不可，而這在幾年之內也許還辦不到——這一宣告促使科德爾·赫爾批評它同上一年賈德魯屢次發表的有關獨立的宣告不相協調。8月28日，戴高樂在貝魯特向法蘭西聯盟中心講話時又一次強調，“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領土的各個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團……幾千年來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獨立為何物”。他宣稱，現在舉行選舉是不合時宜的，而且斷言，這一問題的決定和時間的選擇，法律上純粹是法國當局的許可權。
機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滲透，以及經濟因素的彼此重疊，把這個世界縮小到如此地步，顯而易見，獨立和孤立不再有絲毫的聯絡。任何國家如孤立無援就難以自立，更無發展可言。敘利亞和黎巴嫩懂得，不論是為了它們的進步，還是為了它們的防務，都需要同法國結成緊密的聯盟。法國也相應地不想放棄它執行了這麼許多世紀，歷盡盛衰而引為自豪地傳佈文化的使命，也不準備取消因同敘利亞和黎巴嫩結盟而理當承擔提供安全的保證。
6月份第八集團軍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損失，使奧金萊克將軍把駐紮在北方戰線——敘利亞、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隊撤調去增援。戴高樂從而注意到，由於英國第九軍在近東國家的人數大見減少，使自由法國部隊在數量上大佔優勢，於是他援用利特爾頓…戴高樂協定第三條，提出當時仍由第九軍總指揮官統率的近東國家的法英軍隊應歸自由法國指揮。戴高樂提出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賈德魯所說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東地區的總司令官卻回答說，第九軍仍有各級官兵四萬四千人，因此仍然超過了自由法國的實力。英國人事實上是並不準備因為一時危急而放棄一個基地的指揮權，這個基地遲至1943年秋髮生多德卡尼斯戰役時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丘吉爾直截了當地告訴戴高樂：“指揮權必須仍在英國人手中。”
9月23日，戴高樂離開布拉柴維爾動身去倫敦時，曾通知賈德魯，說他決心“徹底清除膿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30日，他同丘吉爾會晤，結果是一切有爭議之點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樂公然宣佈，不論是敘利亞人還是黎巴嫩人，都沒有舉行選舉的要求；威爾遜將軍作為一個軍人，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