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地區的運輸權，包括透過赫爾辛基的過境權，那末，芬蘭就明顯地處於它東面和南面的那個強鄰擺佈之下了。
隨著盟國管制委員會主席的蒞任，俄國人對芬蘭的地位和政策的重視變得明顯了。安德烈·日丹諾夫曾在愛沙尼亞併入蘇聯的那段時期內負責該共和國的領導工作，他是蘇共政治局委員，由於領導列寧格勒保衛戰而享有盛名，對德軍圍困的恐怖想必記憶猶新。他的任命似乎意味著，俄國可能有意要對這個離列寧格勒極近、又充當過德國幫兇的國家採取不妥協的嚴厲政策。
然而，從簽訂停戰協定之日起，蘇聯政府的對芬政策卻出乎意料地溫和。除了對芬蘭的戰時領導人以及對“法西斯型別的”和“沙文主義的”組織採取某些行動外，總的來說，它並不干涉芬蘭人的國內事務。在對德作戰期間由盟國使用的空軍基地，連同那些在戰爭持續期間受到限制的通訊聯絡系統，都在1945年8月歸還給芬蘭人。1945年3月的選舉沒有遭到直接的外來干預，這一點很突出，事實上它竟為美國同芬蘭正式恢復外交關係提供了基礎。芬蘭保住了它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同東歐其他國家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俄國人此時對芬蘭採取的懷柔政策，和他們在同一時期內對其他東歐國家，特別是對波蘭所用的高壓手段迥然不同。這種政策上的顯著差別，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世紀中，他們在同芬蘭和“＇波蘭＇會議王國”打交道時有不同的經歷。就芬蘭而言，無疑這種待遇上的差別，部分地是由於俄國人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戰爭”期間和那以後的一段時期中已經有了教訓，認識到了芬蘭人的倔強性格。斯大林1945年時對一個芬蘭人說，蘇聯的對芬政策“不是仁慈，而是常識。我們決不能再犯老沙皇的錯誤”。俄國人可能還有這樣一個考慮（至少在稍後一段時期中是如此），即不要驚嚇和疏遠了芬蘭人的鄰居，即中立的瑞典人。但是，歸根結底，芬蘭能夠在1944年停戰協定簽訂後儲存它的自由主義政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個政治家的才能。1944年11月起任總理、1946年3月成為總統的巴錫基維，具備著一個很大的（也是罕見的）有利條件：他了解俄國人。他也有足夠的遠見認識到，芬蘭的生存和得以保持其西方式的制度，有賴於它對蘇聯奉行一項現實主義的政策。他有勇氣同過去的政策決裂，執行一種同國際形勢的變化相適應的方針。同波蘭和東南歐的事態發展對照起來，就可以看出，巴錫基維在這些年中所執行的政策，對芬…俄關係，因而也對芬蘭的命運，有著顯著的影響。
（二）德國人被逐出芬蘭
1944年9月停戰協定簽字後，芬蘭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履行它所承擔的解除芬蘭北部約二十萬德軍武裝的義務。芬蘭人著手進行這項工作時，對德國人原來並不懷有什麼仇恨情緒。相反地，他們感到有一種在共同奮鬥中結成的、不容易割斷的關係。但當9月15日德國人企圖奪取芬蘭灣中的霍格蘭島（“蘇爾薩里島”）時，芬蘭人的感情起了變化。經過激烈戰鬥，德軍被擊退，但他們的這個企圖，在不久前的“戰友”中引起很大憤恨。同時德軍還在拚命為固守芬蘭北部作準備。當撤退中的德軍破壞他們背後的橋樑和其他交通設施時，芬蘭人就愈加憤怒了。9月20日，芬蘭軍隊開往北方，佔領了奧魯，與此同時，德國人聲稱決意保衛他們在芬蘭北部的陣地，如被迫撤退，則將實行“焦土”政策。第二天，蘇聯政府嚴厲地提醒芬蘭人。《訊息報》的一篇文章提請他們注意，根據停戰協定第二條，他們負有解除芬蘭領土上德軍武裝的義務，並警告他們不要拖延，而要利用這一機會，透過驅逐德國人來贏得獨立。
蘇聯政府特別關心的是，要保證使德國人撤出沿北冰洋的那塊既有戰略價值又有豐富資源的佩特薩莫地區。早在1940年6月，莫洛托夫就說過，蘇聯政府感興趣的不僅是一些礦砂，“而是這個地區本身以及其中一直蘊藏著的鎳礦，因此必須把英國人從這個地區清除出去”。俄國人曾於1940年和1941年兩次試圖在這個地區取得立足點，都未能如願，但是現在，他們能夠把“英國人”清除出去了。然而，佩特薩莫鎳礦是由德國拉普蘭集團軍所建立的堅強防線保護著的，很明顯，從南方開來的少量芬蘭軍隊如無人幫助，是不大可能在對付德軍方面取得多大進展的。於是，根據停戰協定中關於必要時蘇聯政府將協助芬蘭人完成此項任務的規定，蘇軍於1944年10月中旬在佩特薩莫地區發動進攻。10月15日，德國拉普蘭集團軍被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