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在政治上把群眾動員起來。在這一陣線的那些表面上顯要的領袖人物中,甚至還有一些曾經是戰前政黨的成員。他們參加了陣線,提高了陣線的地位,但是,他們過去所屬的那些政黨,並不在陣線以外另有獨立的組織。表面上似乎有兩個例外,但也僅僅是表面上而已。一個是殘餘的克羅埃西亞農民黨,它的黨員中有幾個是南斯拉夫議會的前議員,另一個是德拉戈利烏布·約瓦諾維奇博士領導的(塞爾維亞)人民農民黨。克羅埃西亞農民黨的巨大聲望對共產黨人相當有價值,它過去那些激進的口號同共產黨戰時提出的口號很相適合。約瓦諾維奇在塞爾維亞有一批為數較少但很重要的追隨者,他的名字也對共產黨人有用。但是殘餘的克羅埃西亞黨的那些領導人是順從共產黨人的,而當約瓦諾維奇試圖另外執行一條獨立路線時,他發現他的黨的基礎已經削弱了。
在南斯拉夫解放區,人民委員會行使了地方權力。在鐵托的部隊於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後進入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的平原地區和大城市時,產生了傷腦筋的問題。來自山區的解放者,拿自己頗為重視的那種英雄行為和艱苦經歷同那些在敵人佔領下毫無作為的被解放者的消極狀態作比較。而城裡人則往往看不起山區人,認為他們是半開化的農民,永遠不會理解複雜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來自山區,一部分是敵人佔領城市時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人員,還有一部分是共產黨時刻提防和控制著的非黨專家。這些新的權力機構,能象戰時山地解放區裡的人民委員會那樣具有代表性的為數極少。共產黨政權在英勇奮鬥的日子裡曾經有過的那種自覺性和地方主動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這個革命政權的一個奇怪特點是,共產黨儘管無可懷疑地控制著其他一切權力機構和“群眾組織”,卻一直是退居幕後的。同那些不是靠共產黨人的行動而是靠紅軍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並不想引人注目,也並不花很大力氣去發展大量新黨員。報刊上簡直不大報道黨的活動。甚至連黨機關的所在地也不公佈。總之,共產黨幾乎就象當年遭受亞歷山大國王政府迫害時那樣行動詭秘。1948年南共同共產黨情報局破裂時,這一詭秘作風也成了被指責的一條罪狀。蘇聯和東歐共產黨人確實有可能認為,由於南斯拉夫共產黨這樣隱秘,它沒有象它本來應該做的那樣有力地活動。可是,這並不是事實。南斯拉夫共產黨對人民陣線的控制,遠比幾個鄰國的共產黨對“群眾組織”或對它們當時所屬的“黨派聯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節 政治上的鞏固
1945年3月聯合政府的組成,至少在西方的輿論看來是鐵托和國王彼得之間、蘇聯觀點和英美觀點之間的一種妥協。國王同意任命三個攝政——斯爾揚·布迪薩夫爾耶維奇博士(塞爾維亞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羅埃西亞人)和杜尚·塞爾奈茨博士(斯洛維尼亞人)。政府中包括四個流亡回來的著名政界人士,即前塞爾維亞民主黨領袖米蘭·格羅爾,擔任副總理;克羅埃西亞農民黨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別擔任外交部長和不管部長;塞爾維亞農民黨的瓦薩·丘布里洛維奇,擔任農業部長。
可是實際上,這同波蘭的解決辦法相比,甚至還說不上是西方與東方、共產黨人與流亡者之間的一種妥協。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蘭後,至少暫時能夠重新組織他的農民黨並舉行群眾大會。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決不能這樣做的。他們可以用執政黨聯盟一分子的身分講話,可以把自己說成是他們一度領導過的黨的成員,也可以從他們黨的綱領裡提出一些符合人民陣線正式綱領的極廣泛的民主原則的要點來。但是,他們不能重新建立他們的黨組織或單獨召開群眾集會。他們抗議說,他們一直受到由共產黨牢牢控制著的、無所不在的保安警察的釘梢。作為回敬,對方指責他們正在設法獲得“戰時通敵分子”和“反動分子”的支援。政府的選舉法草案建議把一切犯有同敵人“主動或被動勾結”罪行的人統統剝奪選舉權。格羅爾認為這條法律勢將被廣泛解釋為把一大批實際上是愛國的、只是反對共產黨的人都剝奪選舉權,因此他在8月18日辭去了政府的職務。選舉法於8月23日以三百七十票對十六票在臨時議會透過。9月初,格羅爾同塞爾維亞激進黨、農民黨和社會黨的領導人組成了一個競選聯盟,聲稱他將推薦一批反對政府的候選人。
與此同時,鐵托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解釋他同彼得國王的妥協的。8月7日,這位元帥在人民解放陣線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極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