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保障的，可以避免馬克思主義的命運。
捷克斯洛伐克對外貿易方面的演變鼓勵人們產生這種希望。直到1946年頭幾個月為止，人們一直有著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務應該是為東歐和俄國供應機器，認為它天生要在這方面取代德國以前的地位。1946年4月，當裡普卡在莫斯科同蘇聯簽訂貿易協定時，甚至在演說中提到世界（即資本主義）市場上的“競爭性變化”（意思是指蕭條和需求的突然緊縮）的危險。但東方國家既不能供應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供應它需要的消費品，而且，東方國家的貨幣用處又是有限的。的確，在1946年這一年中，因在戰時保持中立而得以大大發展其對各方面貿易的瑞士，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供應者和主顧，同時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國、瑞典和美國的貿易額也不比它對俄國的貿易額差多少。1947年的頭三個月中，同俄國的貿易額暫時落後於同西方國家的貿易。這樣，給人們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國家的聯絡是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
也許，如果沒有1947年夏季的旱災，沒有莫斯科同華盛頓關係的惡化，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希望可能不一定是虛幻的。就算是這樣吧。但實際的事態發展是，當時得到政府支援的一些國有化工業往往完成或超額完成它們的計劃指標，而大部分仍留在私人手中的行業，譬如說建築業，景況卻很不妙。這樣，兩年計劃加強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的論據，使形勢對他們格外有利。事後回顧起來，很難不把這個計劃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國走向徹底社會主義化的一大步。
第三編 希臘
希臘 1944…1946年
1944年10月18日，以喬治·帕潘德里歐為首的希臘民族團結政府回到了雅典。但是他們的戰時流亡時期結束並不是他們的困難告終。一大堆問題要求他們採取最有力的果斷行動。但是帕潘德里歐政府不可能採取有力果斷行動，因為他們內部嚴重分裂。政府的這種分裂如實地反映著整個希臘社會左右翼之間的分裂：一面是活躍的左派，已組成了一個人民陣線，叫做EAM；另一面是剛拼湊起來的右派，它的支持者中有許多人由於曾同德國人合作過而名聲不好。毫無疑問，大多數居民對這兩個極端都不予積極支援；但是在希臘社會的整個制度結構接近瓦解時，溫和的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也許可以說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剛從德國佔領下解放出來的這幾年的希臘歷史，是由道德觀念上的混亂、經濟方面的苦難、革命的行動和反革命的暴力等因素交織而成的。
可是，在被佔領狀態結束之後的希臘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不僅僅是希臘人自己。當希臘政府返回雅典時，丘吉爾正在莫斯科訪問；丘吉爾訪問的結果之一是他同斯大林達成了一項把希臘劃入英國“行動範圍”的協議。美國政府是抱著相當勉強的態度同意這個協議的。實際上，1944年10月的這一協議僅僅是批准了一個存在著的事實。自從大戰的最初幾年起，英國在希臘事務中的影響一直是頭等重要的，對希臘流亡政府和希臘游擊隊的行動都起著作用。1944年9月26日，正當希臘政府即將遷回雅典時，在卡塞塔簽訂了一項協定，確認英國在希臘事務中的優先地位並使之正式化。卡塞塔協定有兩個主要條款：第一，兩個主要游擊隊組織ELAS和EDES同意自己歸希臘流亡政府領導；第二，希臘政府把其統率下的軍隊交給地中海戰區盟軍總司令梅特蘭·威爾遜將軍指揮，並接受羅納德·斯科比（一譯羅納茲·斯科維）為希臘戰區部隊總指揮官。
使英國在希臘事務中發生影響的這一法律依據，由於德軍撤走時只有英國部隊緊跟著在希臘登陸這一軍事事實而有所加強。幾乎同樣重要的另一個事實是，希臘民族團結政府這一脆弱的機構主要是英國人建立的，帕潘德里歐是英國官員挑選出來當首相的。希臘政府的軟弱是顯而易見的，它往後能否獲得權威、聲望和實際的力量，都要靠英國的道義和軍事支援。因此，幾乎所有需要希臘政府作出決定的重大事情，帕潘德里歐都老老實實地同英國大使雷金納德·利珀（後為爵士）商量。
經濟問題是解放後的希臘最迫切的問題之一。農村既備受蹂躪，城市又貧窮不堪（雖然沒有遭到物質上的破壞），這樣一個國家若要避免在解放之後跟著發生饑荒，就亟需迅速運去救濟物資。國內交通的破壞阻礙著正常的貿易，並給救濟品的分配造成困難；港口所遭到的破壞甚至更為徹底，使卸貨受到妨礙。這些問題是預見到的，為了在剛解放後的那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