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莫斯科控制的程度要比南斯拉夫受控制的程度大得多，同時也知道，把保加利亞包括在擬議中的新聯邦裡面，就會使莫斯科有一個對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整個聯邦施加壓力和控制的更有效得多的手段。這無疑就是莫斯科在這時主張搞聯邦的原因。根據卡德爾本人的說法，斯大林當時曾宣稱：“條件已告成熟。首先，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應該合併起來，然後再把阿爾巴尼亞歸併進去。”南斯拉夫代表回到貝爾格萊德之後，南共中央委員會於1948年3月1日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不同保加利亞組成聯邦。在這以後的幾個星期，南斯拉夫同蘇聯的緊張關係就達到了危急階段。
有兩個因素影響著南斯拉夫同希臘的關係；一是希臘內戰及其餘波，二是馬其頓問題。甚至還在德軍佔領期間，希臘和南斯拉夫兩國共產黨就曾為了希屬馬其頓問題發生過摩擦。但是，只要希臘共產黨還有希望在整個希臘掌權，那末將來的希南邊界和希臘境內操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的未來地位都可以視為次要問題。由於這個原因，南斯拉夫政府表面上沒有向希臘政府提出關於馬其頓的任何正式要求。但是，對斯利普里共和國政府中那些熱中於馬其頓民族主義的人來說，他們喜歡稱之為“愛琴馬其頓”的那個地區的前途卻決不是一個次要問題。時常有人發表演說，鼓吹必須從希臘的君主…法西斯枷鎖下“解放”愛琴馬其頓。實際情況是，自從1922年被土耳其人逐出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在馬其頓重新定居以來，希屬馬其頓已不再是一個斯拉夫區或者甚至也不是半斯拉夫區了，現在該地居民密密麻麻地都是希臘族人了，其中只有為數極少的操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但是這個事實真相，對南屬馬其頓的斯拉夫民族主義者來說，是不起作用的。當他們為新近獲得的國家地位而興高采烈時，對於那些令人煩惱的事實卻漠不關心。他們這種過分的做法對希臘的反共宣傳者頗有用處，同時使希臘共產黨人感到為難，不過，不應過高估計他們對南斯拉夫政府政策的影響。當希臘內戰於1946年底重新開始時，南斯拉夫的支援是給整個希臘共產黨人的，而不是隻給希臘西北部操斯拉夫語的共產黨人的。只是到了共產黨情報局譴責南共之後不久，希臘共產黨才不得不站到保共那一邊來反對南共。支援一項矛頭指向南斯拉夫的“解放馬其頓”計劃。
從戰勝德國之日起，南斯拉夫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就日趨惡化。根本的原因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把自己看作是“民主陣營”反對“帝國主義陣營”的英勇先鋒。確實，他們比蘇聯政府本身更迅速地表現出對西方的更大敵視。
但是，也存在著一些敵視的具體原因。英國於1944年12月對希臘共產黨人所採取的行動，在貝爾格萊德引起了真正的驚慌，貝爾格萊德似乎認為，這“同樣也是針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南斯拉夫要求取得的裡雅斯特和奧地利的卡林西亞的一部分，引起了同西方國家的尖銳矛盾。這裡我們只要提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兩點考慮就夠了。第一，他們認為義大利曾給南斯拉夫帶來很大的損害，因此應該迫使它作一些補償。而南斯拉夫自己則因為受到戰爭破壞，沒有力量支付賠款。透過割讓的裡雅斯特及其周圍地區，它可以對南斯拉夫今後的經濟發展提供極有價值的工業資源。第二，南斯拉夫認為奧地利人對待南斯拉夫人的殘暴，不亞於德國人。奧地利不僅給德意志帝國提供了一個希特勒和一個卡爾滕布龍納，而且還提供了兩個在佔領南斯拉夫方面居於領導職位的人物——諾伊巴赫爾和格萊斯…霍爾斯特瑙。在南斯拉夫人看來，盟國竟然會支援奧地利反對南斯拉夫是不可思議的。這些論點如果是透過外交途徑並以外交語言提出來，本來也許能使西方政治家產生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南斯拉夫人卻寧願在報刊上諷刺挖苦，詆譭人家有邪惡的動機，辱罵，誇口，並以武力威脅，從而不必要地損害了自己的事業。
另外還有兩點不滿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搞得更壞。一個不滿是關於那些被稱為戰犯的人的引渡問題。當傀儡的賣國賊已有不少被送回南斯拉夫，包括塞爾維亞的傀儡總理米蘭·奈迪奇將軍。可是，南斯拉夫對“叛國罪”和“戰犯”這兩個詞彙的解釋卻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法律概念所能容許的廣泛得多。西方政府堅守自己的原則；南斯拉夫當局則把西方的行動看作是出於罪惡的反動動機；在那些終於漏網的人中間，有一些只要公開露面就會被群眾視為犯罪分子。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克羅埃西亞的賣國賊、屠殺群眾的劊子手安特·帕韋利奇。他的漏網在南斯拉夫引起了真正的和廣泛的憤怒。第二個不滿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