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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人1944年同英國政府所訂的建立勢力範圍的協議，使斯大林指望能在西方的同意下在希臘之外的巴爾幹半島發揮支配性的影響，同時這一協議也助長了他想使俄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黑海海峽的希望。另一方面，斯大林想保持三大國間融洽關係的願望，促使他於1944年在希臘、義大利及法國等問題上作出一些姿態，也促使他提出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人民民主制”這一模式作為東歐國家最好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則是從傳統的地面戰爭的角度所設想的蘇聯西部邊境的軍事安全，而當他被迫要在軍事安全與保持對美國友好關係之間作出選擇時，他選擇了他心目中所設想的軍事安全。直到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為止，斯大林一直襬脫不了將來德國要復仇這個思想，這是1944年和1945年內他的對歐政策中，特別是他要獲得一個“友好的波蘭”的決心中高於一切的考慮。1945年2月間，俄國的干預羅馬尼亞，部分地是可以用斯大林的信守約言來辯解的，因為他在希臘問題上已經實踐了他和丘吉爾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中的義務；但是，羅馬尼亞在俄國關於黑海海峽問題的傳統政策上也佔有特殊地位，而且俄國人對於羅馬尼亞入侵部隊在大戰的關鍵階段給俄國造成的損害記憶猶新。建立了“友好”的波蘭和“友好”的羅馬尼亞，就可以防止這些國家一些傳統的政黨重新取得優勢。
但是，正象戰前共產黨的活動造成“人民陣線”政策的失敗一樣，大戰剛結束後不久，“人民民主”政策所標榜的宗旨，由於推行時使用了共產黨式的革命方法而遭到失敗。此外，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存在著矛盾。俄國在1945年和1946年間擬訂的經濟計劃，其目的是要把東歐各國的經濟同蘇聯的戰後重建結合起來，這些計劃是同西方在勢力範圍問題上重行考慮後的一些想法相沖突的，也是同西方想建立經濟機會均等的企圖相沖突的。“大聯盟”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下半年。在那以後的十八個月中，俄國控制下的東歐各國共產黨人所採用的方法引起了西方的憤怒和焦慮；西方的反應則使俄國人懷疑英美要在同蘇聯交界的一些國家中重建反俄政權，而在這些懷疑的刺激下，俄國人就毫不掩飾地透過共產黨代理人在東歐國家奪取政權。事實上，當紅軍向前推進，推翻了以前的統治集團，摧毀了它們的政權基礎而產生某種真空狀態時，就已經把通向這一目標的道路掃清了。
正是在單方面解決東歐問題的發展過程的這一階段，在東西方之間對中歐問題發生政治衝突的背景下，外長會議和他們的副手們開始了草擬和約的工作。參加者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世界觀、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爾賽和約的擬訂者們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難；因為1919年時的三大戰勝國實質上同屬於一個世界，即自由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的世界。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則問題上或現實政治問題上並不總是意見一致的，但是至少他們理解彼此的語言習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聯盟”各國代表間卻沒有共同語言。即使在戰時同志間的友誼達到高峰時，蘇聯和它的西方盟國之間仍然保持著一條鴻溝。作為共產黨人，俄國領導人決不會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們認為那種概念不過是一種幌子，用以掩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抬。斯大林敵視資產階級，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動時就紮了根，共產黨人總是把資產階級同西方民主聯絡在一起。共產黨在採取人民陣線政策時一度停止過對資產階級的攻擊，後來在“大聯盟”的全盛時期，當共產黨人正式獻身於捍衛“民主”時，又再一次放棄這種攻擊；但是，如果說“資產階級”這個詞作為一種罵人的話，有時可以出於策略而棄置不用，它卻從來沒有被忘記過。可是，西方領導人站在他們的立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