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用破壞、政治鬥爭和其他方式來挑起麻煩的機會應該是很多的。
正是根據經濟鬥爭中這些新的前景和危險的全面形勢，倫敦經濟作戰部和它在華盛頓的對等機構經濟作戰委員會試圖估計德國經濟的實力和弱點。材料是大量的，並且現在看來，在許多方面是十分準確的；雖然以此為基礎的種種希望，都象戰爭初期那樣，常常落了空。看上去德國總象是日益接近一場經濟危機，但結果都沒有發生。該部原來預料在1942年下半年德國生產會嚴重下降；到了1942年夏，它不得不承認，儘管德國在冬季遭到了重大損失，但好象已開始了對俄國的第二年進攻，其使用的部隊不論在人數上還是裝備上（除了飛機這項重要的例外）都不比它在1941年7月所擁有的差。據瞭解，在1942年2月弗裡茨·托特死後繼任軍備軍火部長的阿爾貝特·施佩爾曾經發起了一種“全國工業改組和合理化運動”；經濟作戰部考慮下來，自我安慰地認為，德國這種不顧一切地集中致力於戰時的緊迫需要，只有付出一定的代價才能做到。這就再次使人得出了過分樂觀的結論，認為這樣耗竭庫存、忽視保管、忽視輔助工業、不顧平民生活標準和人民疲憊情況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能無限期地支撐下去的。直到1942年底，德國因內緊張情況的主要跡象表現在下列幾方面：（1）石油、鐵礦石、鉻、銅、鎳、鋁、橡膠和紡織品這些原料不同程度的嚴重匱乏；（2）勞動力問題，主要是缺乏熟練的工人；以及（3）時常發生運輸上的困難，雖然這些現象還沒有產生任何災難性的崩潰狀況。
盟國估計之所以出現錯誤的傾向，是由於他們無視德國在制訂計劃工作中的那種引為自滿的因素。毫無疑問，要從德國軍事上的周密和政治上的狂熱所表現的鐵石決心的外表來察覺這一點，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有困難的。盟國設想德國必然竭澤而漁地剝削它所能搜刮的經濟資源，因此每增加一次緊張或匱乏情況，都必然會使軸心國的經濟越來越接近於崩潰點。他們低估了，並且的確大大忽視了第三帝國還能承受得了經濟衰退的程度。但是，歸根到底，盟國的揣測大體上是正確的；1942年，德國還沒有感受到倫敦所預料的那種緊張程度，因為德國還沒有把工業機器開動到極限，然而這意味著它未能事先擴大它的工業基礎以應付在戰爭後期可能和確實向其提出的巨大需求，而到那時候它的經濟就表現出坐失良機的悲慘局面了。
來自德國的材料表明，戰爭初期幾個月裡它的軍備生產水平極低，而且直到1941年底，在這方面還沒有什麼重大變化。在1940年這一年中，軍火生產由於在法國的勝利而下降了，雖然在坦克和潛艇的建造方面有補償的增加，但是，從1940年到1941年，軍備生產的總量和總值（一百二十億馬克到一百二十一億馬克）幾乎一點也沒有什麼增加。事實是在大戰初期的幾次戰役中，物資損失比較輕，加上認為最後勝利已經在望，似乎使德國覺得其擁有的儲存和資源已甚充足，因而沒有擴大生產的必要了。德國低估了俄國的軍事潛力，而它自己的軍火、武器和造船的生產數字，在1942年中期以前卻一直在下降。因此（舉幾個例子）根據1941年12月所發表的數字，德國軍備生產在俄羅斯戰役開始後，在輕武器方面，與4月份產量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在大炮方面，與4月份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七；重武器與8月份相比，下降了約百分之四十九；飛機生產與8月份相比，下降了約百分之三十六；同樣地，在彈藥生產上，8月份總產值是一億一千二百三十萬馬克，而12月份則為九千六百七十萬馬克。
另一方面，通常預計要在戰爭中受到損害的消費品工業，情況卻仍相當令人滿意。戰爭爆發後，由於勞動力轉移到戰爭工業和軍隊中去，以及某些消費品供應了軍隊，生產曾經受到一些損失；但由於使用了被佔領區的勞動力，這已經部分得到了彌補，可是，另一方面，某些產品卻不得不轉用到這些新佔領區的人口身上。總起來講或許有理由認為，由於戰爭，德國民用生產下降了約三分之一。但是在1940年法國淪陷後，就開始為恢復到和平時期的經濟作了準備，因此，1941年的淨生產數字比1940年高（以價值計算）。甚至在1942年，下列各輕工業品的淨產值也比1940年高：木材加工（1940年是十億零五千萬馬克；1942年是十一億馬克），玻璃（四億四千萬馬克；四億六千七百萬馬克），陶器（三億六千一百萬馬克；三億六千八百萬馬克），皮革（七億零九百萬馬克；七億九千萬馬克），衣著（九億九千八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