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於12月2日按時舉行，結果杜特拉將軍取得決定性勝利。瓦加斯由工黨提名，又回到里約熱內盧，出任他家鄉南里奧格朗德州的參議員。新的國會成立之後立即開始工作，從事起草一部新憲法，這部憲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佈。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憲法和1937年憲法之間的折衷產物。後者的極權主義性質經過修改，給了國會更大權力，但同時許多有關勞工和民族主義的條款仍被保留下來了。
戰爭結束使其他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府發生了變動。戰爭年代中的趨向是由當政政府繼續掌權，原封不動。1945年至1946年發生的那些變動則是透過不同的手段實現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們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顯變化，而有的只限於重點和人物的改變。
1945年，秘魯和委內瑞拉的執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較自由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雖然他們取得政權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內瑞拉，由梅迪納政府安排的選舉被民主行動黨成員發動的革命所遏制，因為他們知道，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他們要與政府機器相頡頑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叛亂在10月15日爆發，並在首都進行了幾次戰鬥後，以革命者勝利而告終。梅迪納總統和他的政治僚屬們被放逐，在一位文職人員，羅慕洛·貝坦科爾特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七人政權機構，他宣佈該機構只是臨時性的，即將盡速進行制憲議會的選舉。
在秘魯，選舉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舉行。當選的總統候選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門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義和左翼集團組成的聯合陣線的支援，其中包括由阿亞·德拉託雷領導的受人歡迎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
1946年期間在幾乎所有其餘的拉美共和國中（阿根廷、哥倫比亞、墨西哥、智利和烏拉圭）都舉行了大選。在後面三個國家中，發生的變化都是在重點方面，而不是在政黨方面，而在哥倫比亞情形卻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奧斯總統在任內去世，隨即進行了總統選舉，岡薩雷斯·魏地拉當選總統。和里奧斯一樣，魏地拉也是激進黨的一名成員，但是遠比他的前任左傾一些。
墨西哥的選舉，結果以米格爾·阿萊曼獲勝，他得到了退休總統阿維拉·卡馬喬和組織革命黨的支援，該黨前稱墨西哥革命黨，除名稱之外，在其他方面沒有改變。阿萊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職的卡馬喬政府的外交部長帕迪利亞的反對。如同其他許多拉美國家一樣，戰爭的結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們向美國重新提出民族獨立要求的願望。帕迪利亞因為過分的親美受到了指責。他還由於在墨西哥城和舊金山支援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們的不滿。在烏拉圭，自由主義者的科洛拉多重新當權。
5月哥倫比亞的選舉，使得長期在野的保守黨重新上臺了。自從1930年以來一直執政的自由黨，由於分裂致使保守黨有可能取得了勝利。當選的總統候選人奧斯卡·佩雷斯和他的自由黨對手並無顯著的不同，也是一位具有溫和觀點的人物。
在玻利維亞，政府再次被革命推翻。比利亞羅埃爾總統不是由於他的傾向性就是由於環境所迫，顯然未能履行建立一個比較民主的政府的諾言，這個諾言是他在1944年這個政府被其他拉美國家政府承認之前就作出的。在以後的幾年中，他實行了壓迫與恐怖日增的統治。大批反對者遭到屠殺、監禁和流放。1946年6月的一次暴動失敗之後，接著一個月後在拉巴斯又發生了一次群眾革命。人群襲擊了首都的主要建築物和政府機關。比利亞羅埃爾被追趕到地下室，跌倒在地，叛亂者把他遍體槍痕的屍體從視窗扔到外面的人群中。
第三編 中立國與非交戰盟國
第一章 瑞典
第一節 1939年9月瑞典所處的地位
要對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政策作出評價，就必須考慮到這一政策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圖（但也並非總是成功地）儘可能地嚴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開始就實行了一項積極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納維亞其他國家提供慷慨的援助——這種援助並非總是侷限於人道主義範疇的。
大戰爆發時，瑞典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對國聯的效能感到失望。國聯的破產向人們發出了最後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這一國際組織在保護瑞典免遭外來襲擊上也將證明同樣是無能為力的。正由於認清了這一點，瑞典才把它的對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這一設想的基礎之上，同時它愈益集中精力於自身的防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