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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保護下復國之後，大概有數達二百七十五萬名的日耳曼族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另外大概還有十七萬八千名日耳曼族人被逐出匈牙利。至於羅馬尼亞境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則並沒有被正式驅逐出境，但是在1951年，某些地區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凡體格健全的男子都被集中起來，遣送到蘇聯去做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割讓給羅馬尼亞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又還給它的那塊前匈牙利領土上的馬扎爾少數民族，則由俄國人作主保留在那裡，這有點象蘇聯卵翼下的一個保護國，它成為俄國人干預羅馬尼亞內部事務的一種工具。
芬蘭在1944年9月第二次投降之後，卡累利阿地峽上的芬蘭族居民就因此而不得不第二次拋棄家園，再度易地安置，這一次終於定居在芬蘇新邊界以西的芬蘭領土上了。
遭遇最為悲慘的，則是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民族——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有一部分人在大戰期間被遣送到德國去做工；有一部分人則在戰爭後期俄國人第二次佔領這三個國家之前設法渡過波羅的海，逃到了瑞典。可是，俄國佔領時還留在這三個國家裡的那些中產階級居民，後來顯然就全部被放逐到俄國去了，他們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地位則為大俄羅斯和其他殖民者所填補。俄國人有意透過這一不人道的辦法，竭盡一切力量，把這三個民族各自的民族生活都給扼殺了。這一非日耳曼族的新興中產階級原產生於農民階級，是兩次大戰間在這三個國家發展起來的，至此即告消滅，回顧1700…1721年“大北方戰爭”中愛沙蘭和利夫蘭這兩個波羅的海省份最初併入俄羅斯帝國時，該地日耳曼族中產階級和地主貴族階級的遭遇，兩者真有天壤之別。那時候俄國的吞併，對波羅的海地區的貴族和資產階級來說，不但不是宣告了他們的死刑，相反倒是讓他們得以進入有利可圖的內地，使他們都發了跡。波羅的海貴族可以在俄羅斯帝國的軍界和官場大展其才；而資產階級則在波羅的海口岸同俄國內陸間的日益擴大的貿易事業中大有可為。這一歷史對比，正是這二百二十年間文化倒退的一個可悲標誌。
東歐的這幾起破壞性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其總的結果是一筆勾銷了一千年來日耳曼族、波蘭族和立陶宛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動在民族分佈上的影響，使民族分佈圖又大致恢復到了公元1200年以前的原狀。這樣，就只有在奧地利，日耳曼移民的後代和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後代還得以保有自己的家園。另一方面，在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一帶，日耳曼人從十二世紀末葉以來建立的各個著名的工商業城市中，也僅有盧卑克一處仍為日耳曼族的聚居地。斯德丁、但澤、哥尼斯堡、美美爾、利鮑、里加、累發爾這些城市，無論就其名稱或就其居民來說，都已不再是日耳曼的了。西里西亞的首府佈雷斯勞，過去七百年來一直為日耳曼族所居住，到後來發展到人口比當時的英國城市謝菲爾德和美國城市休斯敦還多。佈雷斯勞這個名字本來就一直表明它原是個斯拉夫城市，而現在它又重新成為一個斯拉夫城市了。在一個斯拉夫民族和另一個斯拉夫民族之間，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十三、十四、十五世紀時，非斯拉夫族的立陶宛大公國和斯拉夫族的波蘭王國曾征服了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大俄羅斯人的廣大地區，其後成立了一個愈來愈波蘭化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征服這些地區所得的好處最後也都歸於波蘭人一方，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一樣徹底地掃除了這段歷史在民族分佈方面的影響。
民族分佈圖上的這些變化是不可能復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