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已為時不遠了。一切取決於米科拉伊奇克和在倫敦的波蘭人：如果他們現在終於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條件，盟國關係中最頑固的創痛就可能痊癒。然而，對丘吉爾來說，遺憾的是事與願違，波蘭人之間的事情進行得不很順利。在他從莫斯科歸來後六個星期內，英美之間在義大利、比利時，特別是在希臘的事件上又發生了新的摩擦。
莫斯科外長會議（1943年10月）所產生的四國宣言使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對於“在可能的最早日期”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正式承擔了義務。這項宣言主要是在赫爾國務卿的倡議下制訂的。在隨後的錯綜複雜的談判中，美國在四大國裡仍然最熱心於推進此項成立一個新的國際機構以繼承國際聯盟的職責的工作。
這有兩個原因。凡是記得1918年後美國出現的情況的人，都擔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可能會出現一種類似的反對捲入對外事務的絕對保守的傾向。如果這種絕對保守的傾向出現的話，美國的輿論可能象1920年那樣，轉而反對參加建議中的任何形式的國際組織。赫爾和羅斯福似乎認為防止這樣的結果是非常重要的，而要避免進種危險，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在這種絕對保守的傾向出現以前，也就是說，在戰爭結束以前就採取行動。因此，美國人盡了一切力量加速進行談判，並在建議有關程式提出計劃、組織會議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美國人在談判中特別積極，終於導致1945年6月在舊金山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他們所以這樣積極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一心認為成立一個國際組織是一種萬應靈藥，它在各國之間排難解紛具有奇效。美國的官員和公眾都不把國際政治看作基本上必然是一種利益衝突和權力鬥爭，而傾向於把國際政治當作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種法律上的是非問題，並認為所有的人和國家在維持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是這樣的明顯和迫切，只有心腸冷酷的罪犯才會想到破壞和平。大多數美國人都贊同赫爾國務卿對一個參議員小組的推心置腹的談話：
所有這些＇國際合作的＇原則和政策都非常有益並符合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公道、正義和幸福的觀念，因此在幾年之內整個國際機構應能相當令人滿意地工作。當然，還需要若干年才能改善、擴大或者發展這樣一個政治、經濟與和平的機構。
英國的公眾也非常普遍地抱有這種希望和信念。丘吉爾熟悉過去戰爭的歷史和外交慣例，希望新的國際組織會帶來一些好處，可是他不準備憑著這樣一種希望就放棄那些比較傳統的保衛英國權力和安全的方法。在下院裡，丘吉爾提到戰後的國際組織時很慎重，或許是為了避免引起過分的期望。然而，不管丘吉爾個人有什麼保留和懷疑，英國政府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卻願意並渴望建立一種有效的國際法律秩序，並以和美國人大致相同的精神看待這個問題。
斯大林也要一個國際組織。可是他所設想的這種組織的目的和性質同西方所倡議的有著顯著的不同。他認為一個稱心如意的國際組織基本上是一種能把大同盟延長到將來的工具。因此它的會員資格不應該是普遍性的，而應該限於那些在大戰中參加盟國這邊作戰的國家。這個組織的目的主要應該是保持德國和日本弱小而不能為害，並不是在各國當中創立和實行某種抽象的法律上公平的制度。
斯大林可能認為，三大國不論是直截了當地，或者心照不宣地都會同意：這一組織可以順利工作的先決條件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勢力範圍。至於他自己的安排可能違反美國和英國關於民主和民族自決的概念，這一點在這位蘇聯獨裁者看來似乎沒有關係。總之，羅斯福對巴爾幹各國的做法當然可以被解釋為把丘吉爾明明白白地讓給俄國的東西，竭力暗暗地讓給俄國。可是如果斯大林相信是這樣的話，那末，實際上幾乎恰恰相反。1944年羅斯福竭力避免得罪俄國人，並不是有意讓他們在東歐和中歐建立勢力範圍，而是希望解除他們的猜疑，作為一種初步的工作，以便勸說他們在對待其他國家時，採取美國人的民主和道義的概念。
在思想上的這種根本分歧中蘊藏著未來糾紛的種子，但是在1944年斯大林和羅斯福對彼此的意圖和信念卻可以堅持各自的誤解。結果，莫斯科會議後的幾個月中，三大國之間在談判新的國際組織的權力和作用方面似乎顯現出令人鼓舞的一致。三國政府於1944年2月間開始交換意見。截止4月24日，美國人已經擬好這個組織的憲章的臨時草案。根據這個草案，赫爾於1944年5月30日決定邀請英國和俄國開始舉行正式會談。他也想讓中國參加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