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而其他兩方也同樣承認日本在大東亞的98領導權。三國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進行合作，並在它們中間任何一方受到未捲入歐洲戰爭或中日衝突的國家的攻擊時，務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確規定本條款對蘇聯不起作用。三國公約還規定建立聯合技術委員會來討論有關執行公約的細節問題。
在這些政治協議之外，還補充了一項軍事協定。這項軍事協定是1942年1 月18日在柏林簽訂的，簽字的有凱特爾將軍、馬拉斯將軍（根據三國公約建立的三國軍事委員會的義大利首席委員）以及日本的坂西將軍和野村直邦海軍大將，他們分別為駐德國首都的陸軍和海軍武官。當時的日本外相東鄉茂德後來宣稱這項協定是對他保密的。協定規定了日本作為一方，德國和義大利作為另一方的軍事行動範圍。
舊本的範圍是“自東經70度左右向東到美洲大陸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於以上海域中的大陸和島嶼——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群島和紐西蘭”。它還包括大約間一經度以東的大片亞洲陸地。
但是日本根據以後和其盟國的協議，可以超出這個協定中所規定的區域。
協議還規定，如果英國和美國的海軍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區進行活動，日本將派出部分海軍前去同德國和義大利的海軍會合。反過來，如果英美海軍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區，那麼，這兩個歐洲盟國的部分海軍也將派到太平洋來幫助日本。
1 月18 日的協定還規定，三國公約國在計劃和執行重要軍事行動方面要保持聯絡，並交換軍事情報。他們還要在進行經濟戰爭中以及發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
但是，儘管有這些條約，德國和日本都選擇了單獨進行戰爭的做法。兩國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標。很少關心其盟國在做什麼以及自己的行動對盟國的利益影響如何。例如，從1940年12月到1945年5 月德國投降這段時期內任德國駐東京大使館陸軍武官的馮·克雷奇默爾在東京法庭上說，在太平洋成爭前和太平洋戰爭期間，德國和日本之間不夠開誠佈公。他本人並不知道德國打算在1941年進攻蘇聯。他還接到指示，如果日本參謀部問起有關這事時應進行闢謠。日本人也同樣不告訴他日本人的戰爭計劃，包括對珍珠港的襲擊在內。
克雷奇默爾說，事情發生時，“德國不得不盡量設法應付1941年12月8 日日本製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遷就德國在1941年6 月22日所製造的局面一樣。”這種事態在整個戰爭期間始終存在。三國公約中曾規定，應在柏林和東京兩地各建立一個旨在交換軍事、經濟和一般性情報的委員會。克雷奇默爾聲稱，在東京只舉行過兩次會議，一次在1943年墨索里尼即將倒臺前，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在這兩個場合，日本人對他們的德國和義大利同事作了一次對太平洋形勢的純粹宣傳性的敘述。一個日本證人在國際軍事法庭上講了一個關於柏林委員會的同樣的情節。他就是小松將軍，1941—1943年期間曾在柏林任助理武官，後來繼板西將軍任正式武官。
小松聲稱，柏林的三國委員會在1941年到1943年初開了“兩三次會”，在這些會議上，德國人對他們的軍事形勢和前途作了樂觀的敘述。根據小松圓憶，以後再沒有開過會。
馮·克雷奇默爾說，他曾試圖使雙方真誠地說明自己的處境並有效地進行合作，但是沒有成功。“我為敦促德國和日本最高統帥部更密切合作所作的努力全都失敗了。看來兩國的最高司令部都一心一意只管自己打仗。”
其原因之一是聯合行動有實際困難。除了透過潛艇，以及偶然突破海上封鎖的船隻外，歐洲軸心國無法和它們的東方盟國透過海上進行聯絡，而德蘇戰爭又排除了陸上聯絡的全部可能性。它們本來也許還可透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空中聯絡，儘管這是有危險的。電報通訊是可能的，但是有被人擷取和破譯的危險。考慮到這一障礙的嚴重性，為什麼德國和日本並沒有盡更大的努力來協調它們的戰爭行動以便互相建立聯絡，正象它們根據1942年1 月8 日的協定所規定的那樣去做呢？那年春天，有個很好的機會擺在日本人面前。海軍大將南雲衝進印度洋，那裡的英國艦隊由於在力量上大大不如日本海軍，撤退到了東非洋麵。印度洋的控制權似乎落在日本人手中了。1942年4 月15日，丘吉爾警告羅斯福，日本海軍對西印度洋的控制“將造成我們在中東整個局勢的崩潰，這不僅是由於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