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和瓦區併入緬甸；日本在這些地區的軍事管制機構在條約簽訂後九十天內予以撤銷。在緬甸人看來，這樣做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補償緬甸割讓給暹羅——緬甸的世仇——的領土。但是，日本給予緬甸民族主義的這種賄賂，對於緩和緬甸人民日益增長的反日情緒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隨著戰爭的總趨勢不利於日本，這種禮物的價值顯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羅發生的情況一樣，緬甸的政客們也在開始尋找出路，以求擺脫自己已陷入的與日本結合在一起的那種關係。
據巴莫說，當地的第一次反日運動在1944年6 月間開始發展起來。日本憲兵隊加緊鎮壓，進行反擊。巴莫說，他曾親自抗議過日軍這種殘酷的方式；但是河邊將軍對他說，如果他這樣講話，他就要被認為是日本的敵人了。1944年8 月，木村將軍接替了河邊將軍的職務。木村將軍和他的參謀部官員都比較傾向於採取懷柔手段。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東京。他在1946年說，那次去東京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爭取商定日軍從緬甸撤退的問題，以避免盟軍入侵這個國家，重新帶來各種破壞。
他對繼東條之後任總理的小磯將軍提出了這個想法，小磯卻要他去和陸軍參謀長杉山將軍商談。杉山對巴莫提到了菲律賓正遭到的破壞，他說，這是由於菲律賓人沒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緬甸人應該以此作為前車之鑑。巴莫說，他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呼籲，重光聽取了日軍虐待緬甸人民的情況，表示同情和憤慨。
但是，重光不能幫助他反對日本軍方，日軍企圖在緬甸作最後的掙扎，準備對緬甸人的任何背叛行為採取野蠻的報復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緬甸後，表面上繼續支援日本的事業，並保證緬甸要幫助日本反抗盟軍的入侵。緬甸國防部長吳昂山那時候也是這樣做的；他表面上是領導緬甸國民軍站在日本一方作戰到底，但到了1945年春季，當日軍在緬甸幾乎完全土崩瓦解時，吳昂山倒戈投到勝利者一方，把他的軍隊改名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並置於英軍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將軍的指揮之下。為此，日本人對抓到的緬軍的親屬進行了野蠻的報復。巴莫說，他對吳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經料到，但是他不能跟著那麼幹；當時他是在日本人的嚴密監視之下。日本人在3 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的緬軍的武裝。1945年4 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權解體，巴莫和潰退的日軍一起跑到毛淡棉，後來被送往日本
（七）馬來亞
月本徵服馬來亞以後，建立了一個軍事管制機構——軍政監部。它歸指揮第七軍區的將軍領導，其司令部設在新加坡。然而，軍政監部的首腦，即軍政監，卻是個文官；自1942年4 月至1943年7 月，這個職務由渡邊擔任。日本人將新加坡市更名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並劃為特別市。第一任市長是大達茂雄，他曾在滿洲國任官員。他擔任此職直至1943年7 月調任東京市長時為止。繼任昭南市長的是另一個日本文官內藤寬一。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馬來亞分成八個省，每個省任命一名日本人當行政官。
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與馬來屬邦的區別。他們宣稱，這種區別是英國挑撥分歧以利統治的一種罪惡手段。日本人征服了馬來的各個索丹以後，承認素丹為他們各自的邦內的統治者，並讓他們擔任在每一個省內建立的宗教事務機構的首腦。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發現日本人對他們抱有奢望。1942年4 月18日的《昭南時報》譴責素丹們指望和平與繁榮，而沒有考慮到怎樣才能取得和平與繁榮；並坦率地暗示他們：鑑於素丹們“曾為英國的軍費提供過鉅額捐款”，現在希望他們也為日本的軍費慷慨捐助。1943年1 月21日，素丹們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本軍務部長的訓話。他對他們說，由於財政拮据，“並作為你們願與日本同甘共苦的一種良好表示”，今後他們所得到的俸祿將比過去減少了。
日本人一開頭就明確表示，他們打算馬上把馬來亞併入日本帝國。1942年3 月23日，日本駐泰國大使館二等秘書來到新加坡，正式關閉了日本在新加坡的總領事館。採取這一步驟的理由是“馬來半島現在是日本的領土了”。此外，1942年4 月7日，日本在原屬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樓裡成立一個軍事法庭時宣稱，這個軍事法庭將處理“日本領土馬來亞和蘇門答臘島”犯罪分子。規定日本天皇誕辰為法定假日，並強迫作一分鐘默禱，默禱時，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須面向東北，朝東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