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設想該地區是蘇聯領土的一部分。不僅如此，他們還小心地採取預防措施，務使該地區內不能建立象1939…1940年間曾經建立過的那種反蘇地下組織。
1944年7月，當紅軍的攻勢開始時，波蘭國家軍奉命把俄國人當作反抗德軍的戰友。但在另一方面由於俄國人認為東部地區是蘇聯的一部分，又由於波蘇外交關係還沒有重建，因此應當把俄國人看成是對波蘭獨立的威脅。所以，國家軍部隊同紅軍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國家軍要儘可能獨立作戰，只有在俄國人提出要求時，才向他們提供有關德國人的情報，只有在“戰術上極端必要”的條件下，才可與蘇軍人員建立聯絡。戰鬥中的協作只限於特定地點；對任何要把國家軍部隊併入紅軍或貝林格指揮的部隊的企圖，都要加以拒絕。
實際的情況是，在維斯杜拉河以東地區，有組織的國家軍部隊與進攻中的紅軍建立了聯絡，進行了合作（維爾紐斯戰役之後俄國指揮員曾對他們的協助正式表示感謝）。但是一旦俄國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個軍事目標之後，他們立即要波蘭部隊編入貝林格部隊或者解散這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如果他們拒絕第一種辦法，他們的領袖就被逮捕或綁架，他們的部隊則被包圍和解除武裝，甚至被關押。
在倫敦的波蘭政府對這些事態發展大為震驚，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給羅斯福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詳細敘述了事態的發展，請求他派美國軍官到蘇聯前線去，因為他們的出現也許能對俄國人產生影響，使他們停止對國家軍的暴行。而且，俄國人既在7月間越過了寇松線（它的中段與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這也意味著他們當時正在進入波蘭領土，因此必須澄清一下蘇聯對波蘭的政策。
5月間，據蘇聯報紙宣佈，波蘭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蘭愛國者聯盟的活動，並受到斯大林的接見。那時，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組織詳情已經公佈，人們已經知道它的權力是以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為基礎的，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組織類似。6月23日，波蘭愛國者聯盟承認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是代表波蘭人民的。根據7月20日和21日釋出的兩項法令，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取得了對波蘭愛國者聯盟和蘇聯境內由貝林格指揮的波蘭軍的領導權，在第二天釋出的另一項法令中，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任命了一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臨時行政當局”，準備在解放區設立臨時總部。這個委員會由二十名委員組成，其中十名來自波蘭愛國者聯盟，十名是“地下運動的領導人”。在後十名中，公開身分的只有五名，因為其他幾名仍處於地下狀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席是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中左翼社會主義者集團的領袖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蘇聯境內的波蘭軍和波蘭國內的“人民軍”合併，成為統一的“波蘭軍”；7月22日，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任命齊米耶爾斯基（過去一向以“羅拉”聞名，原是人民軍的司令員）為總司令，同時任命貝林格為副總司令。無庸贅言，在作戰時“波蘭軍”必須聽命於紅軍。在紅軍進入海烏姆的同一天，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發表了“告波蘭人民書”，三天後，莫斯科電臺廣播了這個檔案。告人民書宣佈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法令所規定的組織變動，還宣佈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治理解放了的波蘭領土的計劃。它說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和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所依據的法律基礎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憲法，而不是倫敦“逃亡”政府所依據的那個“不合法的”1935年憲法。在選出制憲議會以制定一部新憲法之前，1921年憲法的條款繼續有效。告人民書號召波蘭人與紅軍合作，奮起打擊德國人。它宣稱，波蘭人與他們東方鄰邦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過去他們一貫互相打仗，現在他們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堅固基礎。
紅軍既已到達了“蘇聯和波蘭之間的國界”，蘇聯政府就於7月26日宣佈了它的意圖。它說，將讓波蘭人自己行使政權；俄國人對波蘭或波蘭的社會制度沒有什麼企圖，紅軍的出現“完全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因此，他們決定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紅軍統帥部和波蘭行政當局間的關係訂立一個協定。於是就在同一天簽訂了一個協定。協定中承認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應在解放了的波蘭土地上設立行政機構。這個機構將支援為建設“波蘭軍”而採取的措施，並同蘇軍總司令進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聯絡；蘇軍總司令將在作戰所需要的時期內在波蘭執掌最高統帥權。在這以後，波蘭的行政權將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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