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過許多混亂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領袖顯然贊成搞一次遍及整個波蘭的總起義，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則反對在沒有英美支援的情況下這樣做，特別在波蘭東部最近事態發展之後更是如此，他建議繼續在德國人的後方搞“布林扎”（即破壞和牽制）活動。“布林扎”活動的計劃原來並不包括城市內部的武裝行動，但在1944年7月間國家軍軍官們修改了“布林扎”計劃，把華沙市內的起義也包括進去。然而，華沙起義的實際行動計劃，作為準備在西方盟國支援下或在德國崩潰的情況下舉行的總起義的一部分，已經制定了好幾年了。當時的局勢還由於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倫敦而變得更加複雜；按照波蘭政府的一項決議和米科拉伊奇克所發的一項指令，關於起義這一議而未決的問題，就留給在華沙的副總理揚科夫斯基去斟酌決定了。
雖然博爾聲稱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見，他還是詳細地闡述了他當時贊成在華沙單獨舉行起義的理由。他說起義之所以必須舉行，不僅是為了向全世界表明國家軍堅決抗德的大無畏態度，以駁斥俄國人宣傳的所謂國家軍在執行“等待”政策，從而在暗中幫助德國人的說法，而且也是為了防止那些急待奮起抗德的華沙人民接受“人民軍”（現已與那些同紅軍“一起”作戰的波蘭部隊合併）的領導，以及防止他們日後接受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領導。因此，博爾的希望是，國家軍至少應在紅軍入城十二小時以前完全解放華沙並控制其市政機關，而且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團結會議一致支援的。如果這個計劃成功的話，俄國人將被迫對國家軍採取措施，這些措施將不象在波蘭東部採取的那樣隱蔽，而是公開使用暴力，地下組織的領袖們希望這樣一來會震動國際輿論。既然國家軍的計劃是獨力解放華沙，因此防止同紅軍指揮員協調行動，顯然有利於博爾，而且事實上他在7月間就已向各地的國家軍司令員發出指示，命令他們在同德國人作戰時儘可能不和俄國人協同行動。
俄國人顯然指望紅軍在8月上旬進入華沙，並且希望華沙城內舉行起義，但是他們希望起義由地下的“人民軍”領導，這樣就能使起義和紅軍的行動配合起來。然後由貝林格指揮的波蘭部隊進軍援助波蘭首都，而這支新的“波蘭軍”將把那個城市的行政權移交給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些打算由於國家軍領導的起義而落空，因此設法使“博爾的起義”或政變（他們以後就是這樣稱呼它的）歸於失敗是符合俄國人利益的。所以，在起義的頭幾天，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通知他們城內的同事說，華沙起義不能指望俄國人幫助，他們應儘量設法少浪費生命。
7月下旬，在俄國的攻勢面前，德國人的撤退似乎正在變為潰敗。華沙幾座橫跨維斯杜拉河的橋上擠滿了車輛，擠滿了德國軍隊和平民。有一段時間，華沙的德國民政當局撤離了該市，市內已是一片緊張期待的氣氛。博爾在他的總部裡不斷接到很多報告，說東線的德軍部隊在崩潰，俄國部隊在逼近華沙市郊，維斯杜拉河西岸華沙周圍地區德軍後備力量明顯不足，等等。莫斯科電臺和前波蘭愛國者聯盟主辦的電臺經常廣播文告，號召波蘭人奮起反抗德國人，到7月底時這樣的廣播似乎愈來愈頻繁了。7月26日，博爾通知倫敦說，他將把起義的日期和時刻報告波蘭政府。由於總理和總司令都不在倫敦，由一位內閣部長克瓦平斯基發出一個回電（顯然沒有能及時到達），回電中說由於索斯恩科夫斯基曾指示要避免舉行公開起義，因此如果博爾下令起義，必須由他自己負責。
儘管華沙駐有蓋世太保和納粹黨衛隊，警備森嚴，但由於國家軍的通訊系統組織得很完善，還是能夠在通知發出後二十四小時內動員四萬名男子和四千二百名婦女。7月27日，當德國總督菲舍爾回到華沙，採取措施要把居民動員起來建築工事時，發動起義的必要性就變得很明顯了。“人民軍”領袖們已在張貼通告，號召華沙居民在他們的領導下奮起抗德。7月31日，博爾的司令部接到報告，說紅軍已佔領了維斯杜拉河東岸華沙郊區的很多地方；在聽到蘇聯部隊已突破普拉加前沿德軍防線的訊息後，博爾就得出結論，認為行動的時刻已經來到。他同副總理和國家軍的參謀部人員進行了一次磋商，當揚科夫斯基同意博爾的決定後，就發出了在次日（即8月1日）下午5時起義的命令。事先已向倫敦提出了一個請求，要讓國家軍正式取得戰鬥人員的地位，同時請求派波蘭傘兵旅來支援華沙，並供應彈藥武器。
後來，在選擇起義時間的問題上，博爾受到了很多批評。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