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國家。因此這一調查報告沒有對世界輿論產生多大影響。
但是，德國人繼續利用這項發現在宣傳上可能帶來的好處。在此後的幾個月裡，他們鼓勵各色各樣的人去訪問墓地。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的各個地區，在各行各業的人中間，都組織了這種旅行。德國人把一批批的戰俘送到現場。他們鼓勵訪問者同當地居民交談。他們還組織大批軸心國和衛星國官兵去參觀這個地區，並要求他們用航空信把他們的印象告訴家人。納粹甚至還拿出一些“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檔案材料”，試圖用這些東西來證實他們的說法。
1943年9月中旬，在德國人被紅軍逐出這個地區之前，柏林的德國新聞總署發表了他們所收集的證據的詳細摘要。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最使人感興趣，它敘述墓冢的發現經過，還有對墓冢內容的描寫。其他兩部分是關於向國際紅十字會所作的呼籲，以及盟國方面在外交上處理這個事件的情況。
1943年9月，在德國人的這一摘要發表後不久，俄國人收復了這個地區。這一問題逐漸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1944年1月正當俄波邊界發生爭議的時期，蘇聯報紙發表了一份由“確定和調查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波蘭戰俘軍官情況的特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特別委員會由院士、教育家和各種官員組成，在各種蘇聯法醫學專家的幫助下，進行了未經說明多少時間的工作之後，發表了這一報告，以證實蘇聯關於卡廷事件的說法。據這個報告說，下述說法有事實為證：
以前波蘭各次照會中所提到的那批波蘭戰俘軍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俄國人把他們從科澤爾斯克、斯塔羅別爾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稜斯克地區的三個“特別營地”；1940…1941年期間他們在那裡從事建築和修路工作。德國人入侵時，這批戰俘未能及時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國人手中。那年秋天，德國人對逃散在那個地區的波蘭戰俘進行了嚴密的搜捕，把他們一小批一小批送到卡廷森林（據這份報告說，在蘇聯統治下，卡廷從來不是禁區）。就在那裡，一個表面上打著“第537工程營”的特種警察隊處決了他們。屍體當時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於軍事形勢發生了變化，德國人決定利用這些墓冢來進行挑撥。他們於是威脅當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證詞，同時掘開墳墓，拿掉一切寫有1940年春天以後日期的檔案，並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屍體上。1943年3月，德國人從別處用卡車運來很多屍體，放入這些墳墓，藉以增加數量，來達到宣傳目的。他們使用五百名俄國人幹這項工作，後來把他們都處決了。這報告還說，根據法醫檢驗，這批戰俘的槍決用的是典型德國方式，發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一萬一千具屍體。
在特別委員會報告中，用一些證人的證詞、蘇聯法醫專家的報告以及蘇聯當局掌握的一些“檔案資料”，來證實上面這些說法。俄國人認為這一報告充分證明了德國人的罪責。但是，根據西方的法律標準，證據還是不足的，這一點在1946年紐倫堡審訊時就表現得很清楚。蘇聯檢察官魯堅科企圖要法庭不加討論就認可這個報告，紐倫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魯堅科的這一企圖，以及他在德方證詞的對質下兩度改變說法的事實，都是蘇聯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證；而且，波蘭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還沒有被允許用作證據。紐倫堡裁決中對卡廷屠殺事件避不明確表態，這確是意味深長的。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國際意義，並不在於是誰（德國人、俄國人還是波蘭人）的說法正確。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為波蘭從一開始就確信這是俄國人乾的——不僅同波蘭流亡政府有關的那些波蘭人是這樣確信的，而那些同安德爾斯一起從俄國撤出來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為英美政府在面臨這一抉擇時，採取了偏袒蘇聯政府反對波蘭流亡政府的態度。在當時以及在此後幾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讓公眾知道他們所掌握的和波蘭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關卡廷事件的情報。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後，這些證據才開始一點一點地傳出來。的確，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終因素；西方盟國在採取了偏袒俄國人的態度之後，現在面臨著有必要把這一不可調和的爭執彌合起來的難題。
（五）蘇聯扶植的政府和軍隊的由來
安德爾斯的軍隊開赴中東之後不久，人們可以看到，在蘇聯境內的波蘭人中有一系列新的事態發展。一家原在利沃夫發行的名叫《新天地》的報紙，當初由於德國人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