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的國家的前政府成員以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國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國務院不得不出面干涉，並於1942 年4 月正式否認它有恢復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圖。陸軍部接受暗示，在8 月份宣佈奧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然而直到1944年4 月11 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國防務哈佛小組主席拉爾夫·巴頓·佩裡教授關於美國偏愛奧托大公的主張，宣告美國政府將授脅任何一個與共同敵人戰鬥的組織，不過這種援助“所採取的形式，不應損害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一國人民享有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權利”。
法國的對奧政策，由於明顯的原因，直到較晚的時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大戰之前有許多奧地利人逃往法國，1939 年，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數人已經投身於法國軍隊。許多人在讓他何選擇進拘留營或進外籍軍團中服役時，都選擇了後者，不料後來在法屬摩洛哥給德國人關進了拘留營，然後由盟軍把他們釋放再度參加部隊。作者本人認識的一些人，在他們最後回國之前的四年間都相繼穿過法、美、英三國的軍服。
在法國本上有一個奧地利民族陣線，它與受共產黨人控制的自由奧地利運動有聯絡，述有奧地利解放協會和社會黨等組織，都因民族陣線帶有共產黨色彩而拒絕與之聯合，但它們與民族陣線一樣，也同法國抵抗運動合作。在自由法國部隊中確實組成過一支奧地利部隊，那只是1945 年4 月25 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發表前蘇聯的對奧政策，早在1941 年12 月艾登訪問莫斯科時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爾彙報說，他首次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談時，斯大林就扼要敘述了他對戰後歐洲和處理德國的計劃，顯然毫無保留地建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此外，與此有關的是，1938 年納粹吞併奧地利後。有三個著名的奧地利共產黨人曾在蘇聯避難，他們是前共產黨書記約翰·科普萊尼希，恩斯特·菲舍爾和弗朗茨·霍納。菲舍爾後來在莫斯科電臺向奧地利作定期廣播，直到他在戰爭結束時歸國為止。霍納後來在南斯拉夫積極從事遊擊活動，成為奧地利游擊隊的領導人。共產黨人的宣傳，不論是在莫斯科電臺的廣播，還是在英國和別處的自由奧地利運動的宣傳，其主題都是宣揚民族主義和建立民族陣線。在倫敦的若干非共產黨組織曾提出恢復1929 年修改過的1920 年共和國憲法，作為奧地利戰後政治結構的暫定基礎，對此，共產黨人在莫斯科會議前後均未加以反對。
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 年三國代表在莫斯科坐下來討論奧地利問題時，對於宣佈279 一項總政策會不難達成協議。事實井非如此。在1955 年，可以得到的對當時發生的情況敘述最詳的材料是美國代表團成員菲利普·E ·莫斯利的記載。他說，艾登、科德爾·赫爾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會談中都同意發表一項關於奧地利的宣告，鼓勵奧地利人“為本身解放作出貢獻”，並允許他們獨立。這樣一個宣告的草案是事前在倫敦和華盛頓分別準備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較，英國人寧願採用美國的文字。因此這一丈本就“借給”了英國人，由艾登在會上提出，其後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聯合王國）、詹姆斯·C ·鄧恩（美國）和安德烈·維辛斯基（蘇聯）組成的起草委員會。
就在這時候，蘇聯的政策第一次顯示出有了變動。在起草委員會的幾次冗長的會議上，維辛斯基堅持要另加一條，斷然地強使奧地利承擔“政治上和物質上對戰爭的全部責任”。英國和美國代表立即予以反駁，他們認為這與三國已宣佈的目標，即把奧地利當作侵略的受害者來對待，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他們爭辯說，奧地利不僅在被德國併吞後不丙是一個國家，因而對1939年及以後希特勒的行動絕對不能負責，而且，提出“物質上的”責任，意味著奧地利要接受賠償的要求。要求賠償與公開聲稱希望重新確定奧地利的獨立，兩者幾乎是互相牴觸的。不管怎樣，奧地利經濟的全部資源只能補償德國戰爭破壞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們雖然抵制，維辛斯基還是固執己見。
最後英美兩國代表作了這樣一種程度的讓步，把那條修改成“奧地利。。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
實際上還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話。這種讓步雖然是真心誠意地為了想象中的盟國團結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現在回顧起來，卻鑄成了大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