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戰後處理奧地利問題經年累月不斷帶來糾紛，甚至在1955 年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後對其經濟還繼續產生破壞作用。
對另外一個問題，蘇聯也表示反對。莫洛托夫嚴峻地拒絕了艾登提出的關於允許歐洲小國聯合起來的建議。這一建議無疑是反映了丘吉爾的“多瑙河聯邦”的計劃。280 如前所述，1941 年1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對艾登第一次談到戰後的目標時，只是提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1943 年蘇聯加進要奧地利承擔責任的條款，乃是克里姆林宮業已增強自信心的一種尺度。1941 年冬，德國軍隊一直在敲著莫斯科的大門，蘇聯正處於時運最壞、聲威最差的時候。有某種跡象可以設想，當時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毀之前可能會同盟國妥協。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對於西方盟國可能打算儲存德國的實力用以對抗蘇聯的做法，自然要加以關注而採取對策了；而讓奧地利獨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國的這一企圖。可是到了1943 年，蘇聯著著勝利，使戰後前景完全改觀。單純救亡圖存的問題不復存在了。德國的侵略狂瀾已被堵住，而且已經逆轉了。基輔解放在即。首先是納粹侵略者給蘇聯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就使賠償損失成為蘇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向一個剛恢復完全獨立的國家索取賠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承擔：“對戰爭的全部責任”，那就可以據理向其索取賠償了。
莫斯科會議後三國外長髮表的比較全面的公報被視為三國協調的新跡象，受到評論界的歡迎。在這一片讚揚聲中，關於奧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變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聲仍然可聞。12 月2 日，《泰晤士報》就發表了一篇社論，一方面祝賀莫斯科會議不採取公開宣佈對待具體國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這一良好準則的例外”。《泰晤士報》認為，毫無疑問，奧地利人急切地等待著聯合國家把他們從希特勒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也毫無疑問，全體奧地利人將有決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國家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存在於歐洲，它的政治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與1919 年所建立的組織根本不同。《泰晤士報》說，這種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誠然得到了承認。但是，對整個歐洲的未來組織應該首先作出決定，然後才能對具體國家的前途作出明細的決定，而且決定的內容是受組織的性質制約的。這項原則運用於“奧地利問題具有特殊的說服力”。281 顯而易見，丘吉爾在設計多瑙河國家聯邦時就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史汀生在考慮奧地利的經濟生存能力時也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
這一觀點，在英國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但實際上，這種對於整個歐洲組織的關切，由於戰後“鐵幕”把東歐和歐洲其餘部分隔絕開來而落得一場空。何況，麻煩的程度更甚於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種模稜兩可的成分引進了戰後處理奧地利的計劃，使奧地利永遠不能擺脫。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應“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因此，按理應當受到與其他被德國佔領過的國家如法蘭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等國同樣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的，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據此推理，它應受到與德國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懲罰。英美兩國代表當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慮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們對於維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卻並不十分成功。
的確，宣言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奧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認奧地利是一個特殊情況。無可否認，許多奧地利人曾經在開始時歡迎過納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確熱情地執行過納粹的某些最令人厭惡的政策。但這絕不等於奧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贊成納粹的整個政策或行動。說奧地利納粹分子本質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通敵者，或者比後者更應受到指摘，這也是不確實的。更進一步說，在希特勒進入奧地利的幾個星期之內，行政機關的所有主要職位，以及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控制權，都由德國人接管了，就連奧地利的納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於使用同一語言，希特勒在奧地利實行納粹黨的“劃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區既迅速而又徹底。到1939 年，奧地利己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權利來表達其民族地位和國家主權了。在這種情況下，說奧地利因為參加了希特勒的戰爭而要承擔責任，這是對事實的一種嘲弄。
然而，一部分與納粹德國雷同的事物一經傳入，不是282 馬上就可消除的。戰後對奧計劃與戰後對德計劃有必然的聯絡，從而遇到隨之而來的一切混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