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作，而不是靠佔領國做工作。有些德國人是準備面對現實進行鬥爭的，1946—1947 年冬天刊載在一家柏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明這種情況：任何一個稍微尊重事實或真理的人都無法否認，1918 年的那種戰後氣氛再次籠罩著我們。我們在進行一場“民族”抵抗運動。對被征服和被佔領的現實感到反感；本能地團結一致反對一切非日耳曼人；什麼事情沒有完全達到人們根據諾言和指示所預期的結果時，他們就隨心所欲地批評一通；對供應缺乏報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還不如在納粹時期好”；只要對自由稍加限制就大聲疾呼“這是民主嗎？”；以到處散佈佔領期間和佔領以後的不愉快經歷為樂事：不願經受艱難困苦，嘴裡卻說：“喏，他們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於搞挑釁性的小動作；盡情奚落痛切懺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國的什麼東西被取走了，卻不願去想想德國人過去從別國人民那裡拿走了什麼；不願記住，除了德國造成的破壞之外，還有對於我們侵略的野蠻暴行的義憤；一提起德國官兵所犯的罪行，就採取愚蠢的“別相信”的態度；閉眼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