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新聞中心，附設閱覽室、圖書館以及用於演講、放映電影和舉辦展覽會的各種大廳。這種設想做起來就不象想象的那麼容易了。尋找房舍，進行整理，在德國建立一個供應中心，以及安排報刊、書籍和展覽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費時間。但是到1947 年5 月，已辦起了六十二個這樣的中心，都用一個共同的名稱“橋樑”。這個數字後來必然要減少，但是那些儲存下來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聯絡的基礎。美國人仿效英國人的做法，到1947 年7 月建立了二十三個新聞中心。俄國人也不甘落後，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樹大街開辦了一個堂皇的“俄羅斯文化之家”。
第五節 效果
上述種種努力所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德國人成為一個見識廣博、頭腦冷靜的民族，把這點記載下來是會令人愉快的，但是，儘管許多人在這方面取得了進步，卻還有相當多的人在這些年中繼續相信最荒誕無稽的謠言，繼續對德國以外的世界抱著極其錯誤的想法。問題不單單在於他們認為佔領國故意要壓迫德國，而是許多人以乎無法理解為什麼“可憐的德國”竟如此令人憎惡。很自然，他們會批評盟國無力供應更多的配給物品，但是他們拒不相信其他許多國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這種匱乏卻是納粹的野心所造成的。象施蘭格一舍寧根博士那樣的資歷較深的負責的德國領導人也許會證明，要不是由於美國和英國政府在犧牲自己的情況下運來了食品，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就會死於饑饉。但在英國人發現一般德國人非但看不到他們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卻只是談論饑荒是故意製造出來的時候，他們特別感到痛心，因為這些供應曾要他們付出高昂的代價。1946—1947 年的冬天，象“世界糧倉是充裕的”這樣一類大字標227 題經常出現在德國報刊上，時至今天，盟國為拯救災難所作出的那份貢獻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這就引起了種種怨言，說盟國新聞處無能。
宣傳工作收效不夠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資缺乏，使得很難對德國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響。英國報界說了一句公道話，承認透過一份每日四版的報紙無法向廣大讀者作充分報道。但是，盟國卻想透過每週兩份、每份四小版的報紙來向那些有更多隔閡要消除的德國人作報道。不錯，還有廣播電臺，但是一般說來，每個地區只能清楚地聽到一套廣播節目，而文娛節目又必然佔很大比重。在這種情況下，對德國報刊所採取的政策也許是過於放任自流了；本來可以責令那些獲准出版的報刊拿出一定版面來強制登載實事求是地闡述盟國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讓它們完全自由地想登什麼就登什麼。但是，既然過去多年的宣傳使德國人形成一種習慣，遇到有人要他們相信某種事物時總要懷疑一番，那麼要發表不會引起異議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
而且，決不要以為一事無成。各報刊都系統地報道了紐倫堡審判的情況，同時還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和發行了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和傑克遜法官先生的開幕詞（遺憾得很，在最能發揮影響的時刻迅速公佈那些關鍵性的德國檔案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這類檔案在審判過程中被認為不可靠）。大批的書籍，如歐根·科貢的《黨衛隊國家》和彼得·德·門德爾松的《紐倫堡檔案》等出版了，這些書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冊的限制。英美的官方報刊一再登載關於外國食品供應情況的文章。第一批在英佔區各新聞中心巡迴展出的十二組圖片中就有三組是有關上述主題的。許多地方官員也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強調這些事實。英國廣播公司的德語廣播節目強調英國援助的意義到了那種程度，以致收到聽眾表示憤慨的信件，抱怨他們顯然是想損害德國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難與其說在於未能成功地進行報道，不如說在於無法使這種報道為人們所接受。盟國是同那麼一種人在談話，他們常常根本不要聽，即便是聽了，也很快就置之腦後。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樣，這裡存在著一種心228理上的障礙，妨礙著他們承認：世界不是無緣無故地討厭德國人；別的國家也缺乏供應；德國是罪魁禍首；如果不是佔領者大發慈悲，德國的處境會更糟糕。大多數德國人在心靈深處也許意識到這些事實；但是，要公開承認這些事實，似乎就意味著對許多長期被奉為典範的東西缺乏信仰。說盟國是正確的，就意味著說德國——不僅僅是納粹分子——錯了；而這對於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來說，是一顆難嚥的苦藥丸。英國人和美國人越是起勁地進行說教，其唯一效果也許是使聽的人越不願意聽。
歸根到底，要解決這種僵局還得靠德國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