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得過於密切，害怕重新捲入好容易才擺脫掉的黨派政治，從而損害工會的獨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許多方面，他們在進一步行動上以及在給予工會以一種法定地位上，都有點遲疑不決。這種遲疑不決的原因常常不能為德國人所理解，結果他們對英美管制當局產生了某種不服從管制的情況。
工會施加主要影響的領域是參與聯合決定或共同決定。這同德國在1919年到1933 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後又開始在各地自發出現的工廠委員會運動密切相連。工廠委員會由一個工廠裡全體人員（僱主除外）選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個工會的成員。這樣，按照傳統和章程，工廠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工會的競爭對手，也必然成為以一個工業為基礎組成的工會的競爭對手。英國人和美國人擔心工廣委員會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種與效忠的工會相競爭的組織；俄國人則把工廠委員會視為增進工人階級團結的一種手段。如何對待工廠委員會的向題被迫提出來了，因為有些委員會的成員，按特有的德國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鴆共和國時湖那樣確定該組織的法律地位，於是盥自管制委員會柱1946 年1 月10 日的第二十二號法令中對此作了規定；工廣委員會的組成不是強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確的權利與職能只限於在工廠一級主持勞資雙方談判。但為了防止兩種形式的組織發生衝突，法令堅持要工廠委員會與工會密切合作；西部的工會由於同樣的原因，企圖透過公佈一項與個別僱主簽訂的“模範協議”來確定工廠委員會的地位，並且開展活動來保證工會會員在工廠委員會內取得席位。這樣就使共產黨人的希望落了空，他們原來想利用工廠委員會去重新取得因受工會運動發展的影響而被剝奪了的對工人的控制。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處擔心，在德國組織起來的勞工事業可能因工廠委員會的發展而遭到削弱，並非獲得加強，事實證明這種憂慮是有些道理的。“你們的工廠委員會不是從工會運動中產生的，。。〔它們〕是依靠本身的權利，根據一項法令並在該項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來的，因而在你們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要在你們的組織上進行移花接木。”德國工會聯合會成功地把工廠委員會置於恰如其分的嚴密控制之下，但工廠委員會仍然是在單個工廠內照管工人利益的組織，而工會在一般工人看來則是在高一級起作用的外部組織，使人感覺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同時，工會的利害關係所在及其對僱主的不信任導致它要求獲得的管理權力，遠遠超過英國工會參與共同協商的權力範圍。在英國當局看來，這又是危險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國人卻回答說：情況有所不同，英國制度的用意是信賴僱主們的誠意，而這種情賴在德國是不存在的。
這種心情在漢斯·伯克勒於上面提到的會議上回答盧斯先生的話裡作了很好的說明：我們談到工人在作出決定時應享受平等待遇，並非是空喊口號。我們想爭取這種平等是有其最緊迫和最現實的理由的。我們畢竟生活在二十世紀這個充滿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時代裡。工人再也不願容忍任人擺佈的境遇了。必須記住，兩次大戰及其產生的後果把我們德國經濟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來。把我國人民和全世界引入兩次大戰並造成如此可怕後果的，並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不管是政治領導還是經濟領導。既然我們總是被迫承認德國的僱主階級目光短淺、頑固不化，既然我們下定決心不再被引進我剛才說到的那種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們迫切要求在這方面取得我們的權利。正因為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決不會象我們僱主那樣心胸狹窄、頑固不化、目光短淺。
根據“模範協定”，要同工廠委員會協商的不僅是有關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等問題，而且包括人員配備和晉級提升等一切問題，協定還要求僱主向工廠委員會就生產程式和生產計劃提供定期報告，並讓工廠委員會檢視公司的帳目。這些權利後來進一步得到擴大，在非卡特爾化的工業中更是如此；“聯合決定”在戰後己取代了工業的社會化。成為西德有組織的勞工所主要關心的事了。
它雖然不完全受到僱主的歡迎，但在德國經濟恢復時期確實有助於避免勞工的騷動。要不是這樣，可能容易出現持續堅持提高工資的要求。
1946—1947 年冬，由於工會十分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反抗只對共產黨人有利，所以它們對工人們施加了一種可貴的起抑制作用的影響。但是，為了保持對會員的影響，它們不能落得個唯命是從地與盟國消極合作的名聲。的確，從很早的時候起，工會就堅持不懈地要求改變盟國的政策。工會發出了下列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