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全面佔領不可避免，根據奧地利的情況來類推，立即建立起一箇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佔領國都決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為他們相信分散權力會削弱德國，使之不那麼富於侵略性。必須記住，從地理上、經濟上和戰略上來看，奧地利不同於德國。一方面，奧地利的價值不如德國大；另一方面，把一個幾乎沒有生存能力的國家再分成四個部分是不切實際的，在德國還不僅僅是不經濟而已。即使產生了一箇中央政府，在一個厭惡其政策的大國佔領區內，哪裡有什麼機會去行使它的真正職權呢？建立一個解除了武裝、中立化而又統一的德國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是，兩大集團的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放棄一個地區；如果把這個地區完全置於另一集團的影響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甚至從軍事意義上說，如果不存在佔領區，分裂本來是可能避免的。美國人對英國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機構的建議加以拒絕，其263 理由儘管是可笑的，但採納這個建議只會把已發生的爭奪地位和勢力變成另一種也許更為尷尬的局面。那就會意味著俄國人進入魯爾，盎格魯撒克遜人到達奧得河。
試問哪一個影響最大呢？
在波茨坦會議召開以前或進行期間，如果問題變得更為明確，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來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溫斯頓·丘吉爾爵士一道爭辯說：
衝突本來就該這樣促成的。除了別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遲德國恢復工作從1945 年8 月到1946 年8 月的停頓，還有可能防止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組織為了避免盎格魯撒克遜人勾結起來反對俄國人的現象而於1945 年7月拆散。可是後人也許會責怪西方領袖們明目張膽地把一場爭吵強加在俄國人頭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應該讓局勢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那麼，對問題的探討就必須追溯到1945 年以前，因為在盟國採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國不可能早日投降併產生了俄國可能長驅直入中歐的危險之時，實際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國武裝部隊力量遭到決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協性和平，而歷史卻似乎給了我們這樣的教訓：甚至象1918 年那種程度的妥協性和平（那種妥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也會是一個錯誤。妥協性和平可能意味著消滅了納粹黨，但絲毫也不意味著根除了德國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魏瑪共和國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再清楚不過的啟示：如果讓德國人自己進行改革，工作是不會做得徹底的。1945 年以來發生的一切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盟國誓把德國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棄這一做法的政策會被所有遭到德國佔領的國家看成是一種背叛，會立即使俄國疏遠，會在英美內部引起最激烈的爭論。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戰爭期間企圖爭辯說，納粹主義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據德國的條件要提出一個開明的解決辦法是辦不到的，那就等於說西方為之而戰鬥的原則對謀求和平是不適用的，而且會作出直接有利264 於摩根索派的行動。決不要忽視，對德國人進行“再教育”的意見，是作為一個善意的、建設性的嘗試而提出的，旨在尋求另外一種辦法來代替純粹懲罰性的解決辦法。
反對這個政策的論據是：它把一種心理狀態看作是個人力量可加以改變，而不受產生這種心理狀態的環境支配的。假使這種設想是不對的，那麼就可以說，這種嘗試最多隻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許會完全落空。可是，事實上盟國正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們已經相信，而且有某種理由相信，如果德國的情況保持不變，二三十年內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就有捲土重來再次威脅世界和平的嚴重危險。他們幾乎不相信，放手讓德國人自己去幹，會產生足夠的變革。要是換用另一套由他們自己出面干預的辦法，把變革強加於德國人，也不見得會完全令人滿意。然而，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說成決非破壞性的方案）。斷言一種局勢不可收拾，無助於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認心理狀態對環境的決定性依賴關係和相信個人的道德責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們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決定的，那麼對他們的行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貶。這也許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雖然馬克思本人對此是有保留的，而馬克思主義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這種觀點行事）。這種觀點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盟國因為相信個人有超脫所處環境的某種可能性，所以始終把他們的政策建立在這樣一種希望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