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俄國有權享有一個更鞏固的邊界，作為它與土耳其締結一項新條約的代價。
這種要求受到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亞美尼亞人團體的支援，而他們所宣佈的歸還卡爾斯和阿爾達漢的宣言則曾受到蘇聯的廣泛宣傳。來自世界各國的亞美尼亞教派的主教和大主教們，在1945年6月曾應邀赴蘇維埃亞美尼亞，去選舉一位埃奇米阿德津的亞美尼亞教長（大主教）；在蘇維埃政權統治下，這項職務早已被廢除。新的亞美尼亞教長要求“被土耳其強行奪去的土地應從它手中拿出來，退還給已加入蘇維埃亞美尼亞的合法原主”，這一要求是與12月2日莫斯科人民委員會所公佈的決議一道發表的，該決議聲稱正在作好準備以接納被驅逐出境而希望回到蘇維埃亞美尼亞的亞美尼亞人。土耳其總理說“沒有一個亞美尼亞人”在那些地區生活，並據以駁斥蘇維埃亞美尼亞對卡爾斯和阿爾達漢的要求；一位蘇聯政論家反駁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土耳其放逐亞美尼亞人之前，僅在卡爾斯地區就曾有近十萬人在那裡居住，並自以為是地說道：“在國際法的記錄中，從來沒有犯殺盡當地居民一事作為殺人者有權佔有被殺者的土地之理由。”然而，正如早在十四年以前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在1914至1921年之間，“亞美尼亞民族的大部分被屠殺和被消滅”是從十六世紀末以來，俄國、奧斯曼和波斯帝國之間對高加索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居民所進行的一種“陰謀、煽動和引誘同反陰謀和屠殺的遊戲”的。“合乎邏輯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結果”，而後來一位記者注意到，徹爾克斯族的穆斯林，在他們對俄國的吞併所進行的抵抗終於在1864年被打垮之後，被屠殺或者放逐的人數，與五十年以後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難的亞美尼亞人的人數幾乎相等。
1945年11月2日，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遞交了一份美國政府對海峽有所建議的照會。該建議企圖讓海峽主權完全歸於土耳其人手中：與此同時。與蒙特勒公約相比，對黑海海峽國家也作出一些實質性的讓步。海峽國家的軍艦（象一切國家的商船一樣）在任何時候都能在海峽自由通航，而不受戰時的限制；反之，其他國家的軍艦將禁止通航，但，在共同議定的和平時期噸收限額以內的，或者經黑海國家的特許的，或者徵得聯合國當局同意的，仍可通航。11月21日，英國大使送交了一份備忘錄，支援美、國建議，但同時說明蒙特勒公約的修改並非當務之急。12月5日，土耳其總理秀克留·薩拉若盧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他的政府接受美國建議作為進行討論的一個基礎，在三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都發表其意見後，將提出：自己的建議；美國參加修改蒙特勒公約的會議，不僅是“合適的，而且是必要的”。12月27日，《泰晤士報》上發表了該報駐土耳其記者所寫的報道，該報道可以被認作是半官方“授意的”。它評述說，假定在土耳其與蘇聯交戰的情況下，美國所提出的黑海國家的軍艦在“任何時候”應自由使用海峽的建議，將使土耳真的地位“無法防守，荒唐可笑”；在那種情況下，難道會期望其他締約國迫使土耳其對俄國軍艦保持海峽開放嗎？何況美國的建議是否能滿足蘇聯政府的要求，也使人大為懷疑，因為後者的要求是：只有在取得海峽上永久性或暫時性的防禦基地時，蘇聯才能應付由於土耳其的弱點漸出現的那種可能情況，才能應付土耳其默許侵略者反蘇的那種可能情況。但是，這一要求不管其提出的形式何等婉轉，肯定會被認為是對土耳其主權的侵犯而遭到斷然的拒絕。
最近，土耳其政府由於限制民主自由而受到來自本國以及蘇聯集團的不友好宣傳的尖銳批評。這種對民主自由的限制是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一個遺留物，而在阿塔圖克的一黨制政權統治下並未完全被取消，或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實行緊急措施而不可避免地加強起來了。早在1945年1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廢除了嚴厲限制出版和集會自由的法律。然而，這就鼓勵了伊斯坦布林許多新的出版物採取的路線帶上了蘇聯宣傳的味道；例如，有一家報紙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經變成了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對這種對其加強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評，並繼續重視民族的團結，這就不能與受到內戰威脅的希臘和波斯同日而語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會使他們遭受蘇聯反土宣傳的另一次正面的攻擊。因此，土耳其國會的許多代表，煽動了伊斯坦布林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去領導12月4日的示威遊行，這次示威遊行襲擊了那些敢於提出這類問題的出版物的辦公室和印刷廠，以及被斷定是親蘇的兩家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