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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土彼此互不客氣的照會和宣傳接踵而來，土耳其官方敘述說，這次示威遊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發組織的”，但這活卻遭到莫斯科電臺的回擊，後者宣稱土耳其成了“希姆萊和戈培爾民主的一個忠實的翻版”。
兩週以後（12月20日，當“三強”的外長們在莫斯科會晤時），莫斯科報紙和電臺轉載並廣播了由兩位喬治亞歷史學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報紙上所寫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歸還給（蘇維埃）喬治亞，即安納托利亞的東北部沿海地區（西至離今蘇上邊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孫，直到深達七十英里的內地），換句話說，也就是位於早已是蘇聯要求歸還的卡爾斯和阿爾達漢地區以西的那麼一大塊領土。該信聲稱，“在遠古時代，喬治亞人民就在這塊大地上生活、耕種與鬥爭。。建立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奧斯曼土耳其人所進行的征服“僅僅帶來了死亡和毀滅”，而這卻是還不到五百年的事。
實際上，威爾遜總統1920年11月22日的裁決，就建議把現在所要求的整個地區事實上都包括了進去，而且還包括了流產的“大亞美尼亞”的大部分地方。但是，喬治亞和拉茲兩地情況並不相同：喬治亞的王公們，由於請求俄國的保護，避免了被奧斯曼和波斯帝國的吞併，並保全了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國家合併於蘇聯為止）；而喬治亞兩位教授現在所要求的拉茲，則由於奧斯曼征服的結果，當地人民已改信伊斯蘭教，他們的封建酋長被允許有相當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紀。正如D·J·達林所指出，這一類憑藉捏造的歷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蘇聯已成為笑柄，由於土耳其報紙斬釘截鐵他說整個民族寧可“赴湯蹈火”也不願割讓“寸土”，所以雙方接著就照老樣子彼此謾罵起來。《紅星報》抨擊了土耳其“好戰的演說家”，說他們在“愛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奮戰時一聲不吭，於是土耳其總理薩拉若盧在電臺中反駁說，兩位喬治亞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學”附了體，就是患了“嗜血狂”。毫無疑問，1946年1月12日在倫敦《工人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覆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峽，接著就進行公開的威脅、土耳其反動派似乎非常喜歡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許它們不久就會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劍拔誇張的作法早已是過了時的玩意兒。
這是締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戰爭老根的一年。首先，中東必須成為和平與民主的一個真正的堡壘。在戰爭結束之後才六個月，蘇聯就想按照共產黨的模樣努力把土耳其變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壘”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彼此日漸分道揚鑣的尺度，這對非共產主義世界來說，特別是對英國工黨政府的外交大臣來說，看來應象是“一場。。雙方的報刊都參加接旗吶喊的神經戰”。
1946年2月21日，歐內斯特·貝文向下院提出保證說，他和他的同僚們一直在密切地注視著有關控制海峽問題的國際方面的情況，認為“縱然是這一個特定的大國而不是那一個特定的大國，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會對世界和平有什麼貢獻。但，就是這種謹慎的意見，以及溫斯頓·丘吉爾（他作為反對黨領袖享有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於紐約所提出的主張，同樣都招致了反駁：蘇聯希望控制被內陸包圍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國加以反對是不合乎邏輯的；英國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兩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閉：“這個，對丘吉爾先生是天經地義的，而蘇聯如在海峽上有了要塞，則就會意味著基督教文明的沒落了。”
大家知道，美國1945年11月2日照會所提出的關於海峽的建議，可以被認為會使土耳其在萬一與蘇聯衝突時處於難以防守的地位。然而，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G·福雷斯特爾）早在1945年6月24
日就注意到蘇聯把“土耳其從英國勢力範圍內拉出來”的目的，1945—1946年冬天，蘇聯對波斯施加軍事和外交壓力，特別是在規定的日子（1946年3月2日）紅軍沒有從波斯的亞塞拜然撤退（三強事前曾同意在這一天從波斯國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隊），這在美國輿論界看來，無疑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3月5日，海軍部宣稱，十六個月以前死於美國的土耳其大使的遺體將由世界上最強大的軍艦、美國軍艦“密蘇里”號護送回國，而按照外交禮節，通常派一艘巡洋艦進行護送也就夠了。後來發現，這個決定是一種妥協方案，原來美國國務院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