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蘇聯，美國海軍則希望派遣實力雄厚的艦隊到東地中海巡邏，而這種示威又是總統早已核准的。事實上，一個象沃爾特·李普曼那樣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東爭奪權力的鬥爭看作是“英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雖有工黨領導人的種種好聽的詞令，而倫敦的外交政策與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帕默斯頓的外交政策，仍是不容易區別清楚的”。李普曼請蘇聯領導人研究美國人對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的反應：“他們將發現美國人民並沒有接受丘吉爾先生的加入反蘇聯盟的建議。。它是一種悲觀絕望的意見。。等於承認調解已經失敗。”李普曼試圖為俄國在中近東的“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利益的外圍邊緣”加以規定——即沿著“的裡雅斯特、薩洛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島以及希臘其他島嶼。。紅海。。波斯灣”形成一個半圓。但是，他又繼續寫道，俄國人不應試圖把他們在巴爾幹、土耳其和波斯的合法利益擴大成為排他性的利益。“這裡，一定要進行合作，並尊重他們和我們共同制定的原則和義務，然後才能有解決辦法，否則對我們大家的結果——對他們和我們自己的結果，都會比那些目光短淺的人們所想象的要壞得多。”美國軍艦“密蘇里”號及其隨行艦隊的巡遊“將使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懂得，我們認為他們對外擴張的限度正是在什麼地方”。接著，他又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不曾受到過損傷的美國人民在導致和平方面雖然沒有準備承認失敗，但“卻到了承認有失敗的可能性的地步”。要在世界上美國人民心目中過去一直是很疏遠的地方承擔保持權力平衡的新義務，為了在美國國內作好負責的輿論準備，他的這種論證也許是必要的。英國權力的沒落，美國權力的上升，使這個義務成為絕對必要的了。
但是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則極力想使美國不在中東擴大其權力和責任，在為招待出席4月25日召開的巴黎會議的美國代表團所舉行的宴會上，他們譴責美國在土耳其、埃及和波斯尋找基地。
1945年11月，土耳其出版法的放寬，是共和人民黨內部所進行的個人傾軋和原則衝突的部分結果，該黨在當時仍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治組織。
起而反對伊諾努總統以及該黨的領導的，是以傑拉爾·拜亞爾為首的人士；1918年阿塔圖克去世時，拜亞爾曾任總理。反對的理由是各種各樣的。戰時的經濟嚴重情況導致貪汙事件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低落，這一切都在當權者身上反映出來了。人們日益感到：共和國的某些理想依然只是一紙空文的期望，這些理想，現在應當付諸實施，“或者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或者甚至只作為一個權宜之計，因為土耳其現在當然是自覺和不自覺地更急於接近它心目中的英、美兩國的國家形式，也只有這兩個國家支援它反對俄國”。共和人民黨的領導順應局勢的要求，於1945年11月廢除了禁止任何有組織的反對黨的法律，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在第二個月就正式成立了民主黨，主張放寬政府對土耳其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由於反對黨（民主黨）的要求，政府於1946年5月制定法律，第一次規定了直接和秘密的選舉。民主黨抵制5月26日的市政選舉，並抗議沒有給他們充裕時間以建立自己的組織。隨後舉行的7月大選，據一位美國觀察家說，其特點是：執政黨採取了某種“恐怖主義和高壓政治（特別是農民選民的）”，“而在統計選票一事上，又發生了大量和廣泛的舞弊行為”，結果使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僅拿到六十五個席位，而執政黨則拿到三百九十六個席位——“這個結果決不能反映前者在一個公正政府下所能拿到的總票數”。然而，這卻是民主黨的一個檢驗實力的大好機會，他們除了在其他重要城鎮幹得十分出色外，在仍然是土耳其知識分子中心的現代城市伊斯坦布林，順利地使自己在二十三個席位中贏得十九個席位。顯然，執政黨感到有必要力圖緩和普遍流露出來的對昂貴的生活費用的不滿情緒；這種昂貴的生活費用從戰時以來一直持續著，而且在總動員的基礎上，必須維持一支人數達七十五萬的軍隊以對付蘇聯的冷戰威脅，從而加重了國民經濟的沉重負擔。秀克留·薩拉若盧內閣被加上了在戰爭期間不作好事、專作壞事的各種罪名，成了替罪羊，只有其外交部長還留在雷傑普·佩凱爾所領導的新內閣之中。雷傑普·佩凱爾以對蘇聯抱不妥協態度著稱，而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政府和反對黨都不存在分歧。新政府利用1946年9月的貨幣貶值來刺激土耳其的出口，但好處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蘇聯反對土耳其和波斯的冷戰攻勢，引起了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之間試圖搞好團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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