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這一報道。伊朗人民黨和蘇聯的宣傳家們為這一行動提出來的託辭，仍舊是藉口波斯政府在處理伊朗人民黨騷動時採取了高壓政策。由於亞塞拜然省領受過札薩國王的嚴厲手段（禮薩國王對亞塞拜然存有偏見，這是因為該省曾經是被他在1923—1925年推翻的愷加王朝的主要支柱），由於中央政府不允許正式使用當地的土耳其方言（阿塞里語），這就給自治運動更加增添了力量。
儘管如此，“民主黨”的領導人們還是發現，從蘇聯外高加索滲入“大批政治掮客”是加強他們地方上的支持者的一個好辦法，這種人在人種混雜、方言繁多的亞塞拜然是不容易被識破的。領導這個運動的是賈法爾·皮沙瓦里，他曾是短命的吉蘭省內的蘇維埃共和國（1920—1921年）內務人民委員，其後是共產國際的一名代理人：1936年他又回到波斯，表面上是逃避蘇聯的清黨，他曾被禮薩國王的政府監禁過，在禮薩國王退位之後，又曾出面編輯伊朗人民黨的《愛茲哈爾報》；他在1943年普選中獲得了大不里士最多的選票而當選，但是後來議會拒不發給他當選證書。11月16日，聚集到“民主”黨（塔斯社曾為它大事宣傳）內的各色人物，開始公開叛亂，切斷大不里士和德黑蘭之間的全部交通，並在第二天夜間奪取了大不里士東南一百英里的米亞內城及其鐵路樞紐站。兩天後從大不里士來到德黑蘭的一位商人說，反叛者主要是亞美尼亞人和來自巴庫的穿便衣的紅軍：一位波斯政府的發言人則補充說，從俄國人的卡車上分發給反叛者的武器，查明是從1941 年夏天俄國人進行干涉之後被他們沒收的波斯軍火庫中拿出來的。11月17日，波斯政府要求蘇聯大使館通知蘇聯軍事當局，一支波斯武裝部隊正從首都派往米亞內和大不里士但是，首先出發的兩營步兵在加茲溫附近彼俄國人阻止住了。《訊息報》煞費苦心地向它的讀者們說，亞塞拜然的運動是自發的和由人民大眾參加的，但是受到了當地憲兵和“反動的大地主”的激烈反對：《訊息報》繼續說，英國廣播公司把這個運動虛假地說成是由俄國縱容的一次分裂主義者的叛亂，是為了轉移人們對“盡人皆知的”應由英國當局負責的巴勒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亞騷動的注意。
波斯駐華盛頓大使、在英國受過教育的侯賽因，阿拉向美國國務院陳述了情況，結果美國政府於11月24日向蘇聯政府建議，立即採取步驟，將全部盟國部隊在1月1日之前從波斯撤出；美國的照會以圓滑的外交辭令暗示：把波斯部隊從北部各省趕回去的蘇聯指揮官可能是沒有接到命令而自行採取行動的，並且“料想”蘇聯政府現已對他們發出指示，以便與1943年德黑蘭會議上三大國所簽署的關於波斯主權的宣言相一致。英國政府也送交了一份類似的照會，但是這次沒有建議在規定的1946年3月2日以前提早撤出部隊。11月29日蘇聯政府答覆說，他們認為沒有理由要重新考慮撤出的日期，並補充指出，蘇聯政府已通知伊朗政府：派遣更多的伊朗部隊到伊朗北部並不能使混亂和流血停止，反而會使混亂和流血增加，這將迫使蘇聯政府把自己更多的部隊開進伊朗，以便維持秩序和保證蘇聯駐軍的安全。在波斯北部的蘇聯駐軍估計有三萬到七萬人。人們認為：這種公開表示對蘇聯駐軍安全的關心，既是對波斯軍隊的力量的過分誇張，又是對了解紅軍情況的那些人的才智的侮辱。
與此同時，11月27日來自莫斯科的報道說，蘇聯政府曾通知波斯政府，他們以很大的同情關懷著一星期以前“波斯亞塞拜然‘全民’大會”所宣佈的自治要求。
由於俄國人禁止觀察者參加［《泰晤士報》特派記者報道〕，這個大
會的醞釀過程只能從遠處來觀察，但是有足夠的事實材料已經被人知道。這個運動是卓有成效地計劃和執行的，並且留下內行人籌劃的全部痕跡。“民主黨人”被很好地組織起來；他們的反對者被徹底嚇倒了。駐在這個地區的波斯政府部隊虛弱無力，或者很快就變得這樣了。一兩個陸軍的和憲兵的哨所進行了戰鬥，但是大多數人立刻屈服於俄國的威脅和利誘，士兵們仍困守在他們的兵營中，很多軍官朝德黑蘭跑。“民主黨人”很就在莫斯科三大國外長會議舉行之前，12月16日，據宣佈，大不里士的彼斯的少量駐軍已經向“民主黨人”投降；同時，作為11月下旬在亞塞拜然舉行的選舉的結果，莫斯科電臺宣佈，一個由賈法爾·皮沙瓦里領導的“波斯亞塞拜然民族政府”已經成立。這個政府的第一項宣告宣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但是，“為了消除城市和鄉村不斷增長的失業，‘政府’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