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在1946年1月戴高樂暫時引退以前，法國的右派勢力一直停滯不前，組織散漫，而且信心不足，因為他們對戴高樂究竟意欲何為並不真正有把握，雖然他們也許本能地感覺到他是在為他們服務。所以那時候，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這三個主要政黨身上，這三個黨從歷史上看都是左派政黨，雖然就目前而言，它們卻分別地成為左派、中間派和右派政黨了。可是，隨著自由共和黨——一個公開反共的右派政黨——的出現，人民共和黨發現自己很可能代替社會黨而成為中間派政黨，而社會黨則將自然而然地被進一步推向左派方面，推向共產黨那裡去。
而且，自由共和黨的綱領中所包含的內容基本上也就是人民共和黨綱領中的那套進步加保守的混合物，這樣它就不可避免地佔先竊走了人民共和黨的某些法寶，因為，人民共和黨作為（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執政黨聯盟的一員，是不可能公開反共的。的確，許多人民共和黨的支持者現在反而覺得，是自由共和黨而不是他們自己的黨在捍衛他們最關心的切身利益。例如，自由共和黨公開表示它堅決反對國有化，而人民共和黨的議員們卻不顧他們的許多選民反對國有化的這一事實，投票贊成國有化；又例如，對憲法第一草案真正、一貫、全面地加以反對的，除激進黨外只有自由共和黨一個黨。自由共和黨提出了它自己的草案並要求付諸表決，但以二百八十六票對三十七票遭到否決，而在這次投票中，人民共和黨人卻意味深長地棄了權。然而，在1946年6月舉行第二屆制憲會議大選時，自由共和黨卻採取了一個區域性“切腹自殺”的行動：為使反共的票數不致分散，它在三十個選區內退出競選，這樣一來，就使人民共和黨不再有從右面來的競爭了。因此，從長遠看，自由共和黨根本沒有改變各政黨間的力量均勢，也沒有時間去有效地改變法國人的投票習慣。結果，人民共和黨竟成了法國的第一大黨，但根據這個黨此後在憲法第二草案問題上所暴露出來的軟弱性——或頑固性——來看，自由共和黨後來很可能對自己這一自我剋制的行動深感後悔。
戴高樂的法蘭西人民聯盟的組成，給了人民共和黨和自由共和黨一個巨大打擊。也許，在人民共和黨的領袖們與戴高樂之間，從未真正有過足夠的共同政治基礎，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至多隻是一種權宜的結合。的確，戴高樂從沒有想要在這一結合中當一個積極主動的夥伴，雖則他在開始時也許願意有這樣一個表面上志趣相投的政黨來利用他作為它的“福星”。當他們分手時，吃虧的是人民共和黨，而不是戴高樂將軍。
一開始，戴高樂的某些追隨者就希望他會積極參與組織和領導一個廣泛的戴高樂主義者聯盟，把除了共產黨人和死硬的反動派這兩個極端以外所有各種政治主張的人統統包括在內。但最初戴高樂認為他的作用只是充當全民族的一個象徵；他並不認為有必要去參與政黨政治的一般活動，或者去試圖影響政黨政治的趨向。可是，1946年6月16日，這位將軍從他退隱生活中跑了出來，在貝葉發表了一篇論新憲法必須具備的條件的重要演說，而他最忠實的信徒勒內·加比唐就把這認作是他要組織一個政黨的暗示。於是，法國政治舞臺上就出現了一個“為第四共和國奮鬥的戴高樂聯盟”，其目的是要把那些接受“貝葉綱領”作為新法國的基礎的各黨各派人士集合起來。戴高樂的一些最傑出的追隨者大多數都沒有參加這個聯盟，戴高樂自己也並沒有給予讚許；可是他也許把它看作是一個有用的試探性氣球。從他個人角度來說，他這次謹慎行事是聰明的，因為，加比唐對盟員入盟條件掌握得不夠嚴格，竟使該聯盟成了許多可疑分子、反動分子和維希分子的避難所，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懷疑它又是那種戰前曾使人們痛苦地熟悉的近乎法西斯性質的團體。這樣的懷疑，再加上領導不善，使這個聯盟起不了什麼作用，並終於導致了它的毀滅。而且，戴高樂聯盟最初成立時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只是一個社團，作為一個社團，它的成員中包括著一些分屬於諸如人民共和黨、自由共和黨、民主社會抵抗聯盟等這樣一些不同政黨的人。但當戴高樂聯盟的領袖們試圖使它顯示出更鮮明具體的政治色彩時，困難就來了，因為，作為一個政黨，他們是主張對兩個憲法草案都加以抵制的，但作為另一政黨的人民共和黨，卻是參與了這兩個草案的制訂工作的，並且對第二個草案更是一直支援到最後一刻的。
所以，到了1947年春天，國內國際條件都已成熟，相對地說其聲望還沒有玷汙的戴高樂又可以東山再起，擔當政治領袖了。他本人在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