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擁有某些可以開始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這些資本的價值在1946年12月間勃魯姆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時就充分顯示了出來。他這次成功的組閣，又導致他的社會黨同志拉馬迪埃繼他之後任政府總理，而另一位老資格的社會黨人奧里奧爾之得以選任為新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與此也不無關係。
因為實際上所有戰前的政黨（除共產黨外）都由於戰爭和國家的被佔領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戰爭結束時就有了一個需要填補的政治真空。在填補這一真空方面，一個嶄新的政黨——人民共和黨——做得很起勁，也相當成功。這個黨在法國被佔領期間就已開始秘密活動，當時喬治·皮杜爾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其中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有莫里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東）憑他們的本能想到，新法國需要有一個新的政黨，它將建立在對大部分法國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則基礎上。第一，新黨將是共和主義的，將繼承1789年的傳統；第二，它雖然絕不自稱為天主教的政黨，但對道義力量和精神力量將持尊重態度；第三，要有助於推動那場因機器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出現而引起的社會經濟革命，促使其達到合乎邏輯的結局——雖然這是要合法地進行的，不能因此而擾亂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這個新政黨在巴黎正式成立時，透過了一個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標，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業和信貸事業國有化、工會參加工業管理等。因為，雖然人民共和黨獲得天主教會和許多右翼分子的支援（他們贊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會經濟思想），卻深恐人們把它和“反動”這一概念等同起來，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黨”。在戰爭的最初階段，法國政局中存在著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黨肯定能從許多方面立即贏得大量的支援；而且，和大多數其他政黨不一樣，人民共和黨打入了從知識分子到工人階級的所有各個社會階層。它的主義的宗教基礎吸引著許多具有這方面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會的會員們，而它那大膽的社會觀點，則為它博得了社會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贏得人心的一點是，不論在它的人員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義中，抵抗運動的精神都是顯而易見的。開始的時候，還由於它是對戴高樂“忠心耿耿的黨”，因而撈到了不少資本。當它託庇於這位將軍的威望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斷定他走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由於他作為一個反動分子的名氣愈來愈大，將來只會妨礙它作為一個進步政黨的發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喪的是，它發現，它一割斷了這一關係，選民們就開始拋棄它。在戴高樂最後帶著他自己的黨“法蘭西人民聯盟”重又出山之後，離棄人民共和黨的動向加速了，因為它的許多支持者現在都轉向了戴高樂。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黨不得不更加強調它同這位將軍之間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著重表明並保持它有別於其他黨派的特色。然而這樣一來，不但導致了個別重要人物的退黨，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離去。
為了想抵銷它同戴高樂和教會方面的關係，人民共和黨不論在臨時政府的日常施政方面還是在制憲工作方面，都在它認為正當的限度內（有時還超過這一限度）儘量地同左翼攜手合作。但這也是一種走鋼絲式的驚險表演，它在這種表演中有時不免失去平衡，有時差一點斷送性命。它的合夥物件共產黨人，變得愈來愈不肯遷就，愈來愈不意氣相投了，而與此同時，原先支援它的人看到它同共產黨搞關係而被嚇走的卻愈來愈多。同時，社會黨人也遠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因為他們老是在提心吊膽，怕同“帶有戴高樂主義…天主教色彩的”人民共和黨交往過密，會觸犯自己黨內更極端的左翼。後來，雖然晚了一些，人民共和黨終於認識到，那個在共產黨思想指導下草擬的憲法的第一草案是它無法容忍的，即使從互讓和國家團結的願望著想也還是無法容忍的。因此它就退出聯合政府，併力勸選民們拒絕這一草案——這一點它是做得恰當的。可是，它又去同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作主持搞憲法第二草案，併為此而勉強容忍了許多原則上不願容忍的事，而且，正如後來（1946年11月）的選舉所表明，儘管它費盡心機，它的這種做法使它失去了很大一批支持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另一個新政黨——自由共和黨——開始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自由共和黨建立於1945年12月，創辦人是右翼方面的一批第一流的律師…政治家——朱爾·拉馬羅尼、安德烈·米特、約瑟夫·拉尼埃、弗雷德裡克·杜邦等，它吸收了從前兩個最有名的右派集團共和聯盟和民主同盟的全部成員或其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