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的NS黨）是挪威公開反對民主和立憲議會制度的唯一黨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盪不定的時期中，這樣一個黨的煽動即使在挪威這樣的國家也是有可能爭取到一些支援的，要是它的領袖是個較強的人物的話。但事實上該黨所贏得的支援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國只獲得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張選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現甚至更糟。儘管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它在議會中連一個席位也沒有爭取到。
當1814年挪威人被迫與瑞典聯合時，他們透過了一部民主憲法，以此來堅持其自決權利。可是，在實行議會制度的早期階段，議員的人選往往是從過去用丹麥國王名義進行統治的那些極端保守的官僚之中產生的，同時瑞典國王又施加壓制性的影響，因此向徹底民主自治的過渡不可避免地是相當緩慢的。但這種遲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處的，因為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麥發生過的那種過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應；而當1884年自由黨的巨大勝利終於到來時，民主自治的取得並沒有冒革命的風險，而是一次普選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1814年頒佈的憲法（這部憲法只有少數幾個地方後來有過改動）明白指出，立法和徵稅是人民透過其代表執行的職權，它還規定透過講話或書面發表個人意見應有完全的自由。但議會本身的體制卻在某些細節上不同於常見的模式。
儘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政黨的數目卻向來是比較少的。十九世紀時，如同在其他國家中一樣，代表著由農民佔多數的全國人口中那種嚮往個人自由的願望的是自由黨，領導著反對異族統治的鬥爭的也是自由黨。可是，隨著十九世紀末水力發電事業的發展和由此而來的大批工業中心的興起，人口中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成分，他們的要求是必須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這一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要求，是透過工黨和有勢力的（甚至是專斷的）工會組織的迅速成長壯大，透過較早實現產業工人高工資水平和堪為模範的社會福利事業而得到滿足的。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黨才透過選舉勝利成為全國最強大的政黨而組織政府。工黨政府提出的綱領是很激進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黨的聯合反對，並引起了令人驚慌的資本外逃。政府幾乎立即被迫辭職，在隨之而來的反應中，自由黨人重新上臺，農民黨人也一度參加執政。1933年的大選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和失業不斷增加的影響下舉行的，選舉結果使工黨在議會中擁有了空前強大的力量（在總共一百五十個議席中佔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們才再度上臺執政。在以後的幾年中，農民黨和自由黨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當時的問題已很清楚，它是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抗衡。然而，從1935年起，除了戰時和戰後初期的聯合政府外，工黨事實上一直在執政，並實行了一些重要的社會改革，如失業保險、新工廠法和新學校法等。
挪威工黨的觀點和綱領本來就較其他西方國家的勞工運動更極端（這無疑主要是由於突如其來的工業化給予挪威這樣一個缺乏經驗的不發達社會的衝擊的結果），何況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很大影響。1919年，它甚至脫離了第二（社會黨）國際而加入了第三（共產黨）國際，但在1923年，這些挪威人由於受不了莫斯科強加於他們的嚴格紀律而中斷了這一關係。於是共產黨人在挪威另組了一個政黨。1938年，工黨重新加入第二國際——這是一個重新肯定其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的步驟，但同時也是一個強調其和平主義傾向的步驟。在德國入侵以前的整個時期中，甚至在德國佔領的初期，工黨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黨那麼富於民族主義，它甚至還不斷給人灌輸一種在面臨敵人入侵的情況下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階級意識。但它的這一態度，在1941年9月德國人槍殺工黨工作人員V·漢斯滕和R·維克斯特倫之後已有了改變；雖然很自然地，工黨在社會上比較保守的人們的心目中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但是工黨的歷史和它的性質有利於使它在共產黨面前保住自己的陣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能搶先利用共產黨的一些法寶。1930年以前，共產黨人在議會中佔有過三個席位，但從此以後他們失去了所有議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大戰期間，挪威共產黨人所採取的策略顯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他們寧願單槍匹馬，獨自抗擊德國人，而不是謀求領導和壟斷整個抵抗運動。祖國陣線領導人所策劃的行動，是為了使挪威方面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