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少犧牲生命財產，給敵人則造成儘可能大的損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無辜者遭殃的報復。共產黨人卻有他們自己的搞破壞活動的組織，搞了一些比較輕率的活動，又拒不接受祖國陣線的紀律約束。因此很自然的一個結果是，同其他各個被佔領國家的情況正相反，共產黨從來不曾有代表參加過祖國陣線的領導。共產黨人被排斥在外這一點，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實上倒也有點好處，一則使他們在戰後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滿，同時又使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不致被一個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卻是按憲法行事的工黨排擠掉。
第二節 解放時的精神面貌和物質生活狀況
1945年5月7日晚上，駐挪威德軍總司令伯梅將軍在廣播中宣佈德軍停火，擁有足足三、四萬人的祖國陣線部隊接管了全國各處的戰略要地。盟軍部隊只是在以後才逐漸到達，而且為數有限，始終不超過幾千人。抵抗運動成員表現得極為剋制，在這裡很容易看出抵抗運動中兩個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響，這兩人分別代表著挪威國民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的兩大勢力——法律和宗教。沒有發生不經審訊就草草處決或乘機報私仇等情況，甚至對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嚴格按照挪威法律處理的，沒有使用特別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確，在恢復久已廢止了的死刑這一問題上（即使是“清洗”時期的暫時恢復），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許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躊躇的。大約有一萬八千名吉斯林黨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的只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統一黨的其餘成員（大約有二萬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動地喪失了公民權。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審訊、判罪並於1945年10月槍決的。
在挪威，並沒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這一問題上發生什麼政治或道義上的爭論。挪威之所以有這一特殊的幸運，是由於它的司法機關統統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運動中有所表現或在德國集中營中關過一個時候，因而其忠誠已無疑問的人手裡。重要職位上沒有重新混進可疑的人。經濟奸細——如那些替德國人承辦建築工程而發了橫財的所謂“營房大王”之流——則被法院和國內賠償委員會剝奪了他們的不義之財。因此，總的說來公眾滿意地感到正義已得到了伸張。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佔領的國家很不一樣，在挪威並沒有那種感覺，認為“解放”不僅僅是指擺脫德國人的統治。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抵抗運動在它第一次公開的群眾大會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決定。抵抗運動的成員來自社會所有各個階層，因此存在著一股很濃厚的社會和諧氣氛。經濟方面也有著和諧的氣氛，這主要是由於僱主們和恢復了的工會之間能夠就增加工資問題迅速達成一項一致同意的協議。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憲法問題。國王在國家被佔領期間表現得態度正確，因而更孚眾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遷到埃爾韋魯姆的議會授予全權的，自那以後，它一直忠實認真地執行著國家利益託管者的職責。最後還有，抵抗運動在早期階段就被邀請去同政府一起協商問題，共同分擔著政府行動的責任。威信多少受點損失的唯一機構是議會。因為議會主席團於1940年時曾要求國王退位。解放前不久，當時的地下報紙《自由國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它向議會指出，在下次舉行大選以前，議會代表人民說話之權無論從道義上或憲法上說都不是無可爭議的。然而人們認識到，沒有一個議會，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會不完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先把1936年當選的議員（佔領期間追隨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來。
德軍投降後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儲奧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員就返回挪威；首相約翰·尼加德斯沃爾德和政府其餘成員在5月31日到達；但國王直到6月7日當確有把握解除德國人武裝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時候才回來。6月12日，差不多緊接著國王的回國，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諾言，呈請辭職。國王當即召請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首席法官帕爾·伯格組織臨時政府，但伯格沒有能把極左和極右方面的人士都團結在自己周圍，因而推薦任命工黨領袖埃納爾·蓋哈德森為首相，後者及時地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四十七歲的蓋哈德森是挪威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而且極孚眾望。他是祖國陣線積極活動的領導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國人逮捕放逐，後在英國突擊隊的一次襲擊之後被押回挪威充當人質，最後又被送回集中營。他的“看守”聯合內閣是由六名工黨大臣、兩名自由黨人、兩名保守黨人、兩名共產黨人、一名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