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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抵抗運動富於魅力的一段時間已經過去，而且象徵著這一運動的令人畏懼的人物戴高樂暫時引退之後，人們才看清楚，戰爭不僅出乎意料地沒有帶來什麼變化，而且使早就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變得更加明白無疑了：基本的政治衝突仍然是階級鬥爭——雖然即便如此，它往往還有幾個相互交錯的側面。例如，它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無非是中產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同時卻也是城市工人階級同農村工人階級的衝突，部分地也是大資產階級同小資產階級的衝突。但是現在衝突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了。大戰期間，共產黨人憑著他們在抵抗運動中所處的卓越地位，幾乎贏得了愛國主義的全部專利權。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工人曾不加懷疑地跟著共產黨人，在他們強有力的領導下抵抗侵略者。但在這以前，愛國主義幾乎全部是由資產階級獨佔著的——事實上這是他們手裡的一張王牌。然而在戰爭期間，資產階級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如果他們同德國人合作，他們就明顯地犯了最赤裸裸的賣國罪行；可是，如果他們參加了抵抗運動，那末不僅使他們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不忠於國家的合法當局——儘管那就是維希政府——而且還使他們自己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
法國資產階級中，那些雖選擇了服從維希政府的道路，卻沒有在任何方面同德國人實際進行勾結的人，除了只是有點軟弱被動或判斷失當之外是沒有什麼更大的過錯可以責備自己的；但事實是，他們確是受到了責備——而且這種責備常常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自己在這方面有著比被指責者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現在攻擊自己的鄰人則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自己的注意。這種事實也是法國戰後社會中所出現的悲劇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參加了抵抗運動的許多資產階級分子，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的內心痛苦也許同樣巨大；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原是想在國家危急時期拋開政治分歧，但是為了實現這一值得讚美的願望，卻使他們自己落入了共產黨人的手掌之中，而共產黨人則是一心要在戰爭勝利之後永遠結束資產階級在國家公共事務中的特殊勢力和統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時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黨似乎為諸如這樣的一些人提供了一個集合點和一個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黨在戰後早期選舉中之所以能獲得驚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於此。而且在開始時，左傾氣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黨看起來幾乎象是一個右派政黨了。但當人民共和黨的基本“左派性質”甚至也變得明顯的時候，一大部分資產階級就都轉而支援那些應運而起的新的右派政黨——自由共和黨，戴高樂聯盟，最後則是戴高樂的反共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不再支援人民共和黨了。
如果說資產階級在法國據有支配地位為時已久——也許是已經太長久了——那末就佔全國起作用的人口總數和選民人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農民階級而言，這也同樣是適用的。儘管存在著城鄉之間的總的對立，這兩個階級卻都以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真正繼承者和反對專制政府的個人自由捍衛者自居，誇大而且過分地延長著它們原先扮演過的這一角色，因而都已養成了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