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務中發號施令的習慣。更有甚者，法國的經濟結構，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歐洲，是很有些不合時宜的：賦稅制度使資本家和農民有可能逃避他們應付的那份納稅負擔或甚至幾乎完全豁免這一義務；同時，他們對工業化或現代化存有偏見，因而不大肯向工業投資。小農所有制的盛行意味著一般都用現鈔而不用支票作為交換媒介。而這又轉而意味著對那些為人們所廣泛需用的產品徵課消費稅要比徵收直接所得稅更加便當。政府財政的依賴消費稅，則又意味著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勢必要藉助於舉債以增加其收入，而這又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同時，與此相應的一個情況是，普遍存在著小型的工商企業，而店主們又沒有記帳和編送會計報表的責任，這就不但給政府造成了類似於小農制所帶來的困難，而且妨礙著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採用。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採用的間接稅和通貨膨脹性的財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國為保持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健全發展而最需要鼓勵的那個階級——城市產業工人。這些人，充滿著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懣，覺得自己所承受的負擔最多最重而所得的報酬卻最少最薄，就變得越來越想反抗，轉而求助於那立誓要摧毀特權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了。同時應該記住，一個經濟社會集團和其他經濟社會集團之間的這種怨恨情緒總是雙方面的。如果說城市工人由於看到農民沒有能付足他們應負擔的那份政府開支，以及當城市工人們在捱餓時農民們卻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種景象（甚至在經濟蕭條時期也是如此）而大為不滿的話，那末，在農民方面，也透過對照自己無休止的辛苦勞動，而對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工資照付的休假等等好處同樣地感到憤憤不平。同樣地，那種想把進步立法所規定的待遇擴大到全體人民的嘗試，引起了各個享有特權的、不靠工資為生的階級的反感，並激起了他們對整個社會保險制度的敵意。事實上，解放後興起的勞工，擁有一個強大的組織，並在精神上勝過那些信譽掃地的僱主勢力，這一事實本身使後者的態度變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結果，不僅是政治上更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公民感的進一步下降——每一個社會集團和階級都趨向於以我為核心，趨向於只關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難——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決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因此，資產階級集合在新出現的右派政黨周圍，以抗衡集合在共產黨一邊的工人們，這一事態發展，只能使法國政治中的離心傾向更加嚴重。
不僅如此，在遠非戰前年代所能比擬的這一次空前強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結中，一些新政黨的組織者們有時會由於太熱中於組成一條反共“陣線”而對維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歡迎的人所有的缺點錯誤予以寬容。這樣就又加劇了國內的分裂，而且使共產黨人所竭力利用和傳播的那種觀點，即凡是反對共產黨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成為可信的了。不過，那些擁護共產黨的法國人對於共產黨的缺點錯誤、反覆無常及其國外聯絡等所抱的那種熟視無睹的態度，也同樣是令人驚奇的。法國工人們之所以易於忽視共產黨的這些缺點，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在過去，工人們的革命成果總是被人奪走；他們總是被那些並不真正代表他們和他們利益的領導者或同事們所出賣或踢開。而且，和共產黨採取共同立場，這一方針是一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是戰時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續，在戰時，共產黨不但培育了那種既反對過去舊事物，又反對維希反動政權的自發反抗精神，而且還給了人們很深的印象，使人們覺得，積極體現著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運動是由他們共產黨人主宰著的。
最後還必須提到這樣一點：解放時的氣氛特別有利於極端的政治主張。首先，物質方面的損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並不那麼突出地限制在區域性地區，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毀壞了。其次，精神上的衝擊顯然更要大得多：慘敗以後接著又遭到勝利者的佔領，這對法國來說比對其他受到類似遭遇的國家更加難堪，因為好幾個世紀來它是一向列為強國之一的——往往還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其三，確有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情況，雖然可能還不普遍，但從個別的一些事實和地區來看，也嚴重得足以引起廣泛的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裡，有為數相當可觀的一小部分人靠戰爭和德軍的佔領而發了財，由於有黑市，他們在過去四年中簡直沒有感到任何艱苦。而在同一城市內，卻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線上勉強掙扎。這種異乎尋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產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產黨人認為妥協更符合他們的計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