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動手去拉。為了避免產生完全絕望之感，他們只好對戰敗後將會發生的情況儘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釋。盟國不曾作過明確的承諾，卻提出過一系列明白的告誡，這也許是真情實況。但是，他們卻談了不少關於依法懲辦納粹戰犯，建立一個堅定、嚴格而又公正的軍政府。再者，他們自以為與納粹頭目相比，他們是正派而誠實的人，承認自己肩負著基督教文明國家的責任，他們的整個態度就是從這樣的假定出發的。這樣一種態度在佔領軍的實際行動中體現出來時，能用什麼來加以解釋，就可能產生很大的意見分歧了。對德國的佔領，不管是如何完美無瑕，也不能和德國人對公正處置所作的解釋一一合拍。如果說有任何期望化為泡影，有任何承諾未能兌現的話，那都是德國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們把佔領的實際情況與戈培爾向他們傾注的關於佔領前景的宣傳作一番比較，他們就有理由感到驚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國人的態度
據說蒙哥馬利元帥在1946 年5 月寓開德國之前曾經說過，德國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頑強的納粹分子”。這話並不那麼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這種論斷是否公正以及據此論斷所採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對“納粹”
這個名稱作什麼樣的解釋。如果定義下得正確，可能使盟國免掉許多麻煩。
這個問題至少可以透過三個途徑62 來進行探討。納粹分子可以解釋為國家社會黨黨員（或許還有的黨員），或者是與該黨有聯絡的某些組織的成員。對律師和行政官員來說，這個公式有精確的優點（而在任何個別案件的犯罪事實一旦確定的情況下），又有無可爭辯的優點。因此，這個公式為推行“非納粹化”所採用，但結果證明是完全不合適的。其次、納粹分子可以解釋為信奉某種特殊教義的人，這種教義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種偽科學概念：“雅利安”種族優越，它負有統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個社會中，元首有權支配其信徒並向下釋出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託。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動的信徒都享有運用他們所選擇的任何辦法去執行任務的自由。他的目的證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屬正當，而他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毫無保留地信奉這些教條的德國人，相對地說，為數大概是不多的。特別是尊重法律條這一點——在德國官員中頗為根深蒂固——使許多對第（一）、（二）兩項均無異議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項。宗教情仰對許多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也可能產生導此相同的作用。但幾乎沒有一個德國人是對這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同情的。這樣，信仰納粹主義就成了一個程度上的問題，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測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種途徑可以把戰時對戰俘進行的調查作為依據。這種調查說明上述見解對於確定特殊型別的性格提出了一種特殊的要求。
把特殊型別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國式的”，其謬誤之處，在瞭解德國的人看來是很明顯的，而對於一切認為要想概括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性必然會作繭自縛的人來說，這種謬誤也準是很明顯的。然而，無可否認，在德國曆史上的某幾個時期，具有下述獨特性格的人在德國社會上一度扮演過不受歡迎的顯要角色。當然，一旦有一定數量的這類人物在社會上、政治上飛黃騰達，其他的人會受到鼓勵而去仿效。因此詳細談一談那些獨特性格，即使冒著重提舊時爭論的風險，也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前途將大大取決於當前德國統治者在勸導人民拋棄那些缺點方面獲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國人的主要特性包含以下各點：
1。 德國人處於實力地位時便夜郎自大，尋釁肇事，這一點一直是人們常常議論的。與此分不開的是在戰敗時表現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節。對下級差來遣去的人對上級就會百般奉承。這種轉變可以說是很快的。“義大利人講過這樣的情況，德國部隊在出色的戰鬥之後，看不出士氣在逐漸低落，但一下子就潰不成軍了。。。看來好象在裝甲車的內層塗有一道消極的色帶，突然之間露出了原形。”
2。 許多德國作家筆下所讚美的社會，從本質上說，一向是一種男性社會。他們把剛毅果斷和冷酷無情吹捧到這樣的地步，使人感覺到這種下意識地彌補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溫柔嬌弱以及與婦德有關的趣味，則被視為是可嘆惜的。德國文學中有許多理想化了的婦女形象，但她們只是充當情人或母親的角色。在家庭圈子裡，她們一向是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給她們規定的任務只是養孩子，管廚房和上教堂。持有這種觀點的男人不僅蔑視軟弱，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