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仁愛和寬客與軟弱混為一談。但是比較起來，德國人太易於變得多愁善感，其語言也有助於抒發這種感情。按現代心理學的知識來考慮，要回避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與同性戀愛現象之間的某種聯絡是不可能的。
3。 德國人過去常常表現出他們對暴力感覺遲鈍，對施加暴力於別國人民時可能造成的後果熟視無睹。這種虐待狂與上面論及的排斥柔弱顯然有關。對不能作有效抵抗者臨之以重兵，這可以成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種辦法。如果把別人當人看待，就很難以殘忍對之了。
4。 德國人的熱愛肋章和頭銜，經常受到人們嘲諷。但是這種癖好暴露出他們逮戀地位，也進一步反映在他們特別強調嚴謹和組織。這樣一種癖好說明了他們根本缺乏自信心，對世界上其餘的人不接受他們在自我評價中表示這種迷戀的那些東西而感到不滿。德國人置身於意外的（因而不是組織好的）環境中，往往顯得很不自然。
5。 國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軍隊和政黨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於德國的一切個人。這種誇張又一次說明了個人缺乏內在的自信心，從而導致他投身於較大的集體去設法彌補個人的不足。這一現象在許多國家內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國看來一直是較為普遍的症狀。
6。 另一個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徵是德國人動不動就要反省。這種傾向偶爾也產生出不少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理論，但托馬斯·曼有一次談到“［在德國人中］把純理論從人類活力的社會一政治要素中分離出來，以及前者對後者佔有完全壓倒的優勢”。德國人思想的弱點向來就是沉迷於莫測高深的理論和誇張虛飾的言詞。仔細檢查起來，這一些不是空洞無物，就是陳詞濫調。
7。 把德國人本身的缺點推在別的替罪羊身上，這是司空見慣的事。納粹之所以勃然興起，攫取了政權，部分原因就在於用他們的教義把1914 年開始的德國的失敗搪塞過去所產生的效果；把責任都推給了凡爾賽條約，推給了妒忌的外國競爭對手，推給了猶太人、共產黨人和其他人等。這個過程彼描繪為恢復德國自尊心的過程。但不能接受批評或不能承認錯誤，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徵，而是內心的神經過敏。
以上提到的種種現象都說明德國社會內部一直是動盪與緊張的，其原因在於想用一種社會準則去強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極被動的趨勢，而這種社會準則所重視的正是與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適應這種社會準則的過程中，某些人發覺要與之一致並非易事，於是走向極端，以此來謀求克服困難。他們的強悍暴戾，他們的自誇自大，他們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裡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釋為他們硬是要適應與個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懷疑——也許是下意識地——這種社會準則是否能長久維持。當然，這並不是說每個納粹頭目都感到這種緊張壓力，每一個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納粹黨員，更不能說這一弱點是德國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種精神狀態與擁護納粹黨之間有所關聯而言，可以用來作為假設，去有效地幫助說明德國人對戰敗和佔領的種種反應。然而我們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別的。信仰和心理結構，兩者都不能為佔領當局提供一種檢驗納粹主義的嚴密方法。在非納粹化時所產生的混亂很大一部分是起因於未能明確區分三種檢驗方法。
戰爭末期對戰俘的審訊表明，他們可以分成另外五個類別。這些類別之間的比例，保持著顯著的穩定性：
1。 百分之十是狂熱的“鐵桿”納粹分子，他們的思想意識、目的和態度與納粹領導層完全相同。他們中有受過相當好的教育的理想主義狂熱分子，有天生就愛為非作55 歹的黨棍。他們堅信納粹教義的正確和德國必勝的前景。
2。 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態度的信徒”，這類人中有許多與其說是納粹分子，不如說是民族主義分子。有些屬於這一類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共人受過更高的教育。另一種型別的成員（通常由第一類轉到第四類）是理想主義者，因參迦納粹活動而開始產生幻想破滅之感。
3。 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隨者。這類人比其他類別容易分化為各種階級。按平均數計算，較之第二類和第四類，他們都是出身於社會下層的。
下面一句話可以代表他們的態度，“最初我們有皇帝，其後來了埃伯特先生和興登堡先生，現在是那個希特勒，可是我們還得去擠牛奶。”絕大部分的農民、工匠、小公務員和正規軍士都認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