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與約束，能客觀地觀察德國局勢，而且尊重人權。這樣的人都是知識分子、藝術家、小農場主、有外貿經驗的商人以及他們的子弟。
戰後的民意測驗說明，這幾類在比例上的平衡並未56 因故敗而有多大改變，當然各類人的實際態度起了相當大的變化。狂熱分子和相當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見的信徒，都遲遲不肯承認戰敗的可能性。直到盟軍到達並橫渡了萊茵河，這時相當大的一批人似乎還繼續相信形勢總會有所變化，希特勒會履行他的諾言，拿出什麼錦囊妙計來。如此想法，有幾分是出於真心實意，有幾分是不願意面對戰敗給個人造成的後果，還有幾分是堅信希特勒的這一論點，即誰承認有可能戰敗，誰就輸掉一半了。然而承認可能戰敗，也就意味著承認德國的領匯出了大問題，這樣就直接衝擊了第三帝國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總的說來，也的確衝擊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根基）。在那樣長的時期內為德國人所接受的世界圖景突然來了個完全相反的轉變，這隻能產生一種結果，特別是在伴隨著這種逆轉而來的是一場劇烈的社會動盪，而又加上長期疲勞轟炸的時候。那些隨著英軍進入德國的觀察家們一致認為全體居民處於一種精神迷亂的狀態中。
許多狂熱分子不是進了拘留營，就是隱蔽了起來。但不管怎樣，他們對其他德國人的影響到幾年之後才會降到最低點。有些人收斂鋒芒，和那些頌揚盟國領導的人一起大唱讚歌，或對英、美產品數量之多驚以不止。強調盟國物質資源豐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難所，因為這樣就無需承認德國的將士是被打敗的。但對別人，將軍們本身卻找出了一個替罪羊；當他們在責怪笨拙的軍事外行從他們手中攫取了戰爭控制權的時候，納粹黨的狂熱分子則重複希特勒的譴責，說將軍們謹小慎微，礙手礙腳，使希特勒發揮不出自己的軍事天才。還有人非難那些地位不怎麼高的納粹頭目，說他們辜負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責難西方盟國的人，他們說西方盟國沒有理解鄧尼茨在1945 年5 月2 日廣播中所講的話：“希特勒為堵住布林什維克洪水所進行的戰鬥，不僅使歐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處。”戈培爾在心理的破磚碎石中埋下了一顆未爆炸的思想炸彈，一旦爆炸起來比任何有形的炸彈還要危險。戈培爾的說法是，德國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打的是一場保衛文明的57 戰役；英、美人堅持要德國無條件投降，從而容許東方的野蠻主義到達易北河和哈爾茨山，到了那一天，他們就很快會後悔的。
納粹的許多狂熱分子和追隨者在投降後的幾個月內準是抱著這種思想不放，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會懷念提出這種思想的人，而勝利者會彼此鬧翻，西方會準備重新考慮對納粹主義的裁決。與此同時，他們默默地等待著，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頗為成功。
盟國進入德國時準備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極抵抗、造反叛亂和陰謀破壞。
的確，納粹頭目們曾經揚言以此來接待盟國的。但是，雖然揭露過幾起陰謀，發生過幾起孤立的破壞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現象卻是平靜無事。公開敵視的現象並不多見。因為盟國在其營地和宿舍四周圍上了鐵絲網，人們很快對之啞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於戈培爾所佈置的韋雷沃爾夫組織所宣傳的景象與黨衛軍所策劃的實際安排之間有差距，一部分由於盟國採取了有效的預防措施。德國人的心力交瘁也是個原因：全國精疲力竭，對於半歇斯底里的納粹宣傳機構唆使人們作出更大努力的呼籲感到厭倦。在德國處於如此殘破的情況下，誰都明白怠工破壞結果反會使德國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開展廣泛的抵抗運動是否與德國人的精神狀態相協調，這是令人懷疑的。前面已經指出，戰敗時的卑躬屈節與強盛時的飛揚跋扈是相輔而行的。
這並不表明許多狂熱分子已經認輸了。對他們來說，有負納粹主義者是德國人民，是這個世界。他們不可能內疚，因為他們仍然認為納粹教義是正確的。按照他們的說法，盟國關於集中營的種種報道都是言過其實的奇談—
—但是，“你不能用溫和手段去建立一個國家呀”。懺悔不是德國人的傳統。
對於那些持有保留態度的信58 徒，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用犧牲希特勒及其同夥的辦法來儲存個人的自尊，即實用主義地忘記了過去他們曾給予希特勒大力支援，只記得他們有些時候表示過懷疑，發過牢騷或持有異議。他們把接受納粹黨員身分時沒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態度在個人的記憶中大加誇張，從而宣稱他們從來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