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了獨立，以色列的大門就必須對移民敞開，讓其無限制地流入，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軍事上無疑也是有利的。到1950年底，流入的人數已達五十萬人，大約比在委任統治結束時巴勒斯但猶太人的人口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在本一古裡安的領導下，以色列進入了和平時期的生活；他不斷表現出令人欽佩的精力和才略，並且充滿了高度的信心。當時有一種傾向，人們都相信緊接著政治上智勝英國政府和軍事上戰勝阿拉伯人這兩個奇蹟之後，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也將會同樣象奇蹟般地得到解決。以色列的主要出口物是柑橘和鉀鹼，但缺乏足夠的能源（特別是從伊拉克把從基爾庫克油田通至海法煉油廠的輸油管失掉後），也缺乏大多數重、輕工業部門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以及人與牲畜所需要的基本糧食和飼料。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依靠猶太復國主義者運動的超人的智慧和計謀，並得到世界猶太人在財政上的不斷支援，才能從無到有搞起來。
1948年，即巴勒斯坦戰爭的那一年，透過猶太人聯合會的呼籲，美國方面的私人捐獻就有一億五千萬美元（1950年降至八千六百萬美元）；1949年初，進出口銀行給予以色列一億美元的貸款，後來又增加了三千五百萬美元。估計頭三年中，作為贈予、貸款或投資，在美國為以色列募集的款就超過了四億美元。在1939年前，移民“先驅者”（哈盧齊姆）都要經過仔細的選擇和訓練，以便一到巴勒斯坦就能在經濟上發生作用，但是這種辦法對獨立後的年代裡大量流入的移民就不能適用了。移民的數目激增，住房供應跟不上，即使是利用原來阿拉伯難民丟下的村舍也無法滿足需要，而可以利用上的資源也不足以給移民安置就業，從事生產。
此外，新的移民成分上也參差不齊，因為大多數為猶太復國主義的創造性熱情所感召的人們，過去移民時早就被接納到以色列來了。那些被准許離開東歐國家的猶太人，大部分只是些從鐵幕後面共產黨統治下逃出來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中間有相當數目的一部分還打算幹他們那小本經營：的老行當，都跑到特拉維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去，使那兒已經擁擠不堪的人口更加擁擠。從葉門、伊拉克和利比亞來的東方猶太人，、帶來了社會和經濟同化這樣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為了拯救他們。使他們擺脫阿拉伯人報復的危險和離開還是中世紀猶太區的那種生活環境，曾組織了不斷的空運，從美國和其他地方流入的資金，原來是打算投向那些增加出口、代替進口或滿足基本需要的各項計劃中去的；但這些目標是否正在達到，有人表示非常懷疑。根本的問題是：這個國家1950年的出口（由於缺乏原料，商品範圍非常有限），僅僅相當於其進口的八分之一，它將怎樣來承受每年超過現有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移民所同時造成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它將怎樣維持一支按比例看來數目很大而又裝備精良的軍隊，以阻止阿拉伯各國發動“第二個回合”的冒險行動；以及它又雄心勃勃地要為組織起來的工人謀求中歐的生活水平。而在執政的以色列工黨（在本…古裡安領導下）和遍佈各地的猶太工人總工會聯盟中，這些工人的政治影響雖然高於一切，但其實際生產效率卻難以維持這樣的蟲活水平。1950年，以色列政府採用了一種政策，把新來的移民都直接遷到工作營（“馬阿巴羅思”）——特別是那些人口比較稀疏的邊疆地區的工作營。在這些地方，他們可以被安置到農耕、公路建築或植樹等工作方面，或者他們可以在工業中找到固定或臨時的就業機會。可是，這僅僅是治標的辦法，因為世界物價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上漲，使財政部長的困難與日俱增。政府企圖在最基本的食品和衣著方面強使消費者接受一種節約的制度，但是由於商品和外匯的黑市猖獗，使這種企圖大部分歸於失敗。這種黑市使以色列鎊的自由兌換價格大為降低，牌價從二點八○美元兌換一以鎊跌到非正式的喊價僅有六角美金。為了努力在“經濟生存的艱鉅複雜的鬥爭”中製造一個轉折點，以色列政府於1952年2月13日開始推行其所謂的新經濟政策，把以色列鎊的匯率從二點八○美元逐漸壓低到仍然不現實的一美元這個數目：侈民入境在1952年也削減到只有1951年數字的百分之十三點五。
1952年6月的管制外匯和發行強制性公債，使貨幣流通量暫時減少了百分之十五；可是到12月份，數字又超過以前5月1日的最高額，而至1953年2月還在上升。出口在進口中所佔的比重從1951年頭七個月的百分之十六點七跌到只有1952年同期的百分之十三。前幾年富有魅力的種種預測如今部被拋棄